一世富贵-第59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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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讲得很清楚，盐禁相当于对全民加赋，酒禁则是相当于对富人收税，茶禁则位于两者之间。盐铁，跟这书里讲的财富能够被创造出来，有着根本的不同。说实话，若是没有徐龙图这一年在京西路的作为，这种说法我都会认为是妄谈！”
李参长于理财，但他的思想比较传统，总是习惯于向前朝的经验靠拢。特别是唐朝的第五琦和刘晏两位理财大家，他们的政策李参研究得比较深。《富国安民策》李参做的是通商的部分，对于基本理论的理解远远比不上李觏和王拱辰。
把手里的书放下，李迪对李参道：“通判，你是参与过编这本书的，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若是照着这《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做下去，世界要大变了！”
李参想了一想才道：“有的时候我确实会这么觉得，但事后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未必至于。自天皇五帝，数千年来，史上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担心天下大变，不过杞人忧天而已。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相公想的或许不同。”
“要变了啊！以前讲天下富足，是要耕者有其田，本朝不抑兼并，不知道遭了多少人的非议。但按这书里，耕者有没有田反而不重要，只要产出越来越多的粮食就好。我本来要说这是谬论，但有营田务和蔗糖务的例子摆在那里，又无话可说。上自三司下到地方各州县，从坑冶盐场到酒楼宅店，无数生意在官家手里，许多人说是与民争利。但按照这书里说的，这不但不是与民争利，还是为民谋利。有了这些官家的场务，整个社会的财富水涨船高，百姓有更多的生意可以做，有更大的利处去谋。若是以前，谁敢这么说我必定要斥之为胡言乱语，但今年有西京城里的棉布生意在那里，城里不知多少人家用场务里卖出来的棉布赚了大量的钱财，光做成衣发家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事实摆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说？京西路就我们孟州和襄州不行新政，结果我们两州考评最差。张耆是武臣，自幼事先帝于藩邸，他不在乎这些，通判，嘴上不说，我的心里总是觉得颜面无光啊！”
说到这里，李迪连连摇头：“世道要变了啊！徐平说要立万世之法，如果这本《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徐平真地能一一证明出来，天下要大变！”
听了李迪的话，李参的心里有些忐忑，小声问道：“相公以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国富民安，如果真能做到这两点，当然是好事！我们读圣贤书，入朝为官，游宦四方，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那一点俸禄？当今之天下，富者变穷，穷者变富，不过是一两代人几十年间的事情。哪怕是位极人臣，为当朝宰相，难道就能保子孙富贵了？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重臣，现在子孙衣食不继的有多少人！徐平真地能做到国富而民安，则此书足以当万世之法，传之后世！”
李参道：“下官也是这么觉得。所谓圣贤大道，学了难道不也是为了治世，能够让国家强盛百姓富足吗？只要做到国富民安，此书就是有用！”
李迪轻轻抚摸着手里的《富国安民策》，一时沉默不语。自五代起，民间的兴衰荣辱便就不断地在诠释着世事无常这句话。富人突然间变穷，穷人一夜暴富，这样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是做了大官，生前一世富贵，也难保子孙会沦落成什么样子。太宗时候的枢密副使张逊，本来是藩邸旧臣，一路做到执政，够显贵了吧？他的孙子张先还中了进士第，结果后代连自己的宅子都保不住。前一段时间因为子孙衣食无着，不得不把府第卖给了程琳，还被程琳坑了一把。
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样乍富乍贵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新的事物坦然接受，并且不断突破旧的束缚，勇于大破大立。还有一部分人对这种社会阶层空前的流动性心生恐惧，拼命地想把社会拉到以前旧的轨道之中，妄图重新建立起稳定不变的社会秩序来。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个年代既催生出无穷多的破旧立新的改革者，也催生出许多妄图稳定旧秩序的顽固的保守者。两方阵营针锋相对，哪方都不缺少支持者。
李迪是中立派，他出身寒门，幼时受知于文学大家柳开，认为有公辅之才。考进士虽然有些波折，但最后高中状元，受知于两代皇帝，位至宰辅。他没有什么子孙富贵千秋万代的想法，世道变了就变了，只要向好的方向变就行。
这是李迪的根本立场，也是他在孟州考评在本路最末的时候欣然接受，并立即决定在转过年来行新行政的原因。认真读这本《富国安民策》，也是同样的原因。
第187章 头重脚轻
公吏上了茶，徐平对李参道：“没想到李相公对我们的书如此用心，不知道有什么要告诫我们的没有？他是元老重臣，出入内外数十年，必然有不一样的见地。”
李参道：“相公说他对于京西路的新政并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施政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都漕比其他任何人都心里有数。对于《富国安民策》，倒是提了几句，让我转告都漕。”
“哦，李相公说了什么？我自然洗耳恭听！”
“相公的意思，是说这书里讲的如何生财聚财，官府如何施政足够细了，但其他的内容还有欠缺。若是重修定稿，最好在这些方面着一下力。”
徐平道：“不知李相公说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明示？”
“比如说，书名《富国安民策》，但现在于富国上着力过重，安民上着力太轻。虽然说国富则民安，但最好还是在国富则民富上费些笔墨。依相公的意思，这书里讲的实际上有国富则民富的内容，但却没有突显出来。还有一点，书里对如何施政生财聚财讲得尽够细致了，但对于如何防止经手官员舞弊，如何考评官员政绩，却没有提及。特别后一点，相公一再嘱咐，冶国之策，必然要防弊，而依新法考评政绩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不在这上面多废些笔墨，日后推行下去，必然生出无数烦恼。”
徐平从邕州通判干起，政坛上打滚也近十年了，李迪说的，他稍微一想，便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这书之所以引起了李迪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富国和安民的统一。
按照以前主流的观点，这两者是对立的，不可兼得。既然《富国安民策》把两者统一起来，便就要在这个统一上下功夫。把国富的同时民也会富讲清楚，并突显出来，就能够堵住那些认为国富则害民的人的嘴，这一点其实对于占领舆论制高点非常重要。
至于第二点，则是指出了现在《富国安民策》写的时候头重脚轻的缺点，简单说就是在道上用力过猛，在术上用力太轻。书里讲的道理哪怕都是对的，但怎么实行，却没有讲清楚。防弊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怎么考评。新的施政理论必然会带新的施政体系，怎么是做的好，怎么是做的不好，评价标准与以前必然不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是一定要讲清楚的，不然实行下去，肯定会带来混乱。
京西路没有乱，是因为考评是徐平本人在做，他是转运使，不需要别人定规矩。而推行到其他路，没有定下考评的规矩，漕司和宪司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影响到新政的施行。
徐平一心要立新的理论，对具体施政上确实考虑不多，他自己心里有大致的方案，但并没有细化出来。在潜意识里，徐平还是在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并不需要讲得很清楚，但在李迪的眼里，就明显觉得不够了。
施政措施和防弊措施可以慢慢摸索，考评体系不能等，最少要先建立一个原则。这样才可以在推行新政的时候，让相关的人群知道该怎么做，向哪个方向用力，不至于一开始就弄得一团糟。李迪性子粗，不注意细节，但反过来，在大方向上还是很敏感的。
徐平想来想去，觉得李迪说得相当有道理，对李参道：“你且稍等，我们再谈。”
说完，吩咐公吏到房里把其他人唤出来，一起听一听，想一想。
几个人出来，徐平让李参把李迪的话又说了一遍，听完王尧臣道：“李相公出入内外数十年，想的必然比我们周全，他如此说是有道理的。反正现在只是初稿，我们后面把这些内容加上就是。”
赵道：“如此一来云行就要多费些心力了，如何考评，你比其他人都清楚。京西路今年考评一切顺顺当当，州县心服口服，你当转运使的当然比别人明白。”
王尧臣点头：“不错，考评如何做还是要云行来拿主意，大的原则出来，我们从旁参谋。”
徐平想了想，这事情确实是自己做最合适，便道：“好，便就这么定下来。但是官富如何带动民富，还是要伯庸和君贶多出些力，毕竟没有比你们两个感触更深的了。”
王拱辰道：“今年赚的钱，多数都流到河南府来了，王通判自然比别人清楚。但是我的营田务虽然也赚了不少钱，到底是官面上的，不好说民富吧。”
徐平笑道：“你也不用谦虚，此事就由你和伯庸一起完成。营田务在地方，有了钱便就会修路，便就会筑坝，这些路和水地方用不用？你们总要从地方上买东西，百姓赚不赚你们的钱？有营田务的地方，百姓是不是比其他地方富裕一些？”
“比别的地方富裕是有的。说起这事情就让我头大，营田务在地方，跟民间百姓一样要交税交粮，甚至有的州县把徭役都摊到营田务头上来。出了事情打官司，好多地方的州县官府也不说帮一帮，把我们当冤大头宰。都漕，你这事情有没有道理？我给地方那么多钱粮，又在同朝为官，不说官官相护，总要念点交情吧？”
“此事是两难，让地方上管不到你们，地方为难。这么大块头个营田务在治下，州县管不到很事情就难做，闹得不好还会被营田务压一头。让地方上管吧，他们的治绩是不把营田务算在内的，当然是能割下一块肉来就割下一块来，唐僧肉人人爱吃吗。李相公说的考评要有大原则，从这一点看来确实有道理。”
这就是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营田务直属三司，属于国家层面的，做得再好也是王拱辰的政绩，地方官员又沾不到什么光。为自己前途着想，州县官员当然选择从营田务争利益来补地方，好处是落在他们头上的。这不是考虑不考虑大局的问题，考评体系如此，谁想出力不讨好。
按《富国安民策》，以后类似营田务这种庞然大物还会有很多，怎么平衡跟地方的利益确实是个难点。李迪看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提醒徐平，现在讲的头重脚轻了。
政策是由人来执行的，不考虑执行政策的人会怎么想，做什么样的选择是不合理的。
徐平的改革总的来说是做出一块新的蛋糕，尽量不损伤所有人的既有利益。但是新出来的利益如何分配，多了少了，还是会有矛盾。哪怕是一时想不出来万全的办法，徐平还是要订出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第188章 百官图
阳光暖洋洋的，空气里洋溢着花香，洁白的杨花柳絮在飞舞。盛开的桃花俏立在春天的阳光里，微微含笑，旁边的牡丹刚刚张开了花蕊。
晏殊坐在转运使司的后衙里，把手中的笔放到旁边，轻轻叹了口气。
杜衍到永兴军后，朝廷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虽然任何人都感受到了这平静之下的暗流汹涌。路过河南府的时候，晏殊跟杜衍见了一面，虽然没有谈论现在京城的局势，但杜衍的从容镇静还是感染了晏殊，让他从慌乱中慢慢平静下了心神。
徐平编的《富国安民策》晏殊虽然参与得不如经前多了，但也没有不闻不问，特别是前面的纲目部分，还是认认真真地审阅过了。
讲富国，便就无法不讲如何营利，讲营利，就无法避过义利之辨。凡是涉及到国家理财，这个年代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义利是不是对立的？谋利是否是不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空间逃避。不义则为贼，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理财就没有正当性。
在京城的时候，徐平曾经跟赵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过，钱粮为纲是天下公利，公利是大义。现在编《富国安民策》，依然是循的这个思路，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是人之所欲，无所谓对错，只有跟公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私利跟公利不冲突的时候，就是无害的，跟公利有冲突的时候，公利先行就是义，因私废公就是不义。
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为了在舆论上不落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