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盘子,还是读书？-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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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


第三部分财团控制下的政治体制

　　　　第二节　　财团控制下的政治体制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由国家机器集中大量货币，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以大企业面貌出现的国家垄断；（3）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对贸易、资本输出等诸部门进行管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　　　　
　　　　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力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议会体制不过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力掌握在企业界的联合组织产经联手中。产经联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产经联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产经联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产经联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　　　　
　　　　第三节　　产经联与日本平民的生活　　　　
　　　　赤裸裸的资本专政之下，日本依然安定繁荣，没有出现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合理的分配制度。日本是世界上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具体到货币收入，最高的管理层与无技术的蓝领工人的收入之比不过十倍，一般的技术官僚所得只是蓝领工资的三倍，名牌大学教授的薪水比小学教师多不到1/3。这种近乎“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保证了大资本的利润并没有被少数精英和技术官僚瓜分，而是很平均地分到所有国民。即便如此，日本人仍嫌分配不够平均，还要用累进所得税、地产税、遗产税等制度摊平货币收入，通过对无房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对个人拥有多处房产超额征税等方式限制高收入者的自由消费权。在中国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分配方式居然没有把日本的经济拖入停滞，实在不可理解。　　　　
　　　　产经联控制下的政府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不便干涉日本的一般生活秩序，但作为日本的事实主宰，必要时还是会介入平民生活的。事实上，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地下政府——暴力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怕，却不是整天杀人越货、谋财害命的组织，暴力只是他们经营事业的保障，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平时还是避免使用。暴力团的财产基本上来自色情、赌博和高利贷等行业的利润或保护费（变相的税收），这些行业或为日本法律所禁止，或者打擦边球，总之是一些边缘行业。日本最大的高利贷会社、东证上市企业武富士也有很深刻的暴力团背景（在日本经营高利贷并不违法，但若无暴力团通过武力威慑确保欠款人还钱，就难以规避伴随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或许是日本主流社会压力太大的缘故，这些行业很是兴旺，暴力团也获益匪浅。　　　　
　　　　以日本财团力量之盛，政府议会尚且是产经联的附属品，暴力团也不例外，前面说过的武富士高利贷公司就是产经联的成员。事实上，在产经联面前，暴力团和政府不过是左右手的区别，都是财团控制社会的工具。暴力团虽名为黑社会，和政府间基本上处于一种暧昧的合作关系，在许多政府利用合法手段介入成本太高的社会领域承担了管理职能。举几个例子：东京都政府在新宿，新宿的区政府在歌舞妓町，暴力团的最大财源之一——歌舞妓町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大搞非法色情事业，却一直无人过问。而新闻里时有暴力团枪战的报道，枪战过后，警方马上就可以报道说暴力团成员某某死伤。说明警察深知暴力团内情，但从不干涉其运行。政府兴建一些公共工程，需要征用土地。日本的土地名义上私有，受法律保护。政府一家一家地去谈价钱，免不了有满天喊价的“钉子户”，这个时候往往由暴力团出面摆平。政府与暴力团之间的关系是谁也说不清的。


第三部分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只是装饰品

　　　　第四节　　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只是装饰品　　　　
　　　　日本是一个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当装饰品的发达国家，但它并非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在日本这个典型样本的参照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事件，详细分析具体的运行过程而不是满足于对表面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当然，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国家早在19世纪就占据了对全球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能够轻松地向外界转嫁矛盾，它们现存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建立了一个多世纪，磨合良好。表面上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实质上的资本专政已经结合得很紧密。像日本这种由产经联向议会打分发钱并直接发出经济指令的干预，一般不会在英美等国出现。　　　　
　　　　观察这些“资深”发达国家的运行规律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分析。　　　　
　　　　英美等国自立宪以来，议会选举中基本是两党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竞争党（无论是哪个党）的纲领越来越接近，甚至随着竞选形势的变化而交换立场。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把这解释为保持竞争的需要。但两党都没有坚实的基层组织，党的惟一作用就是竞选本身。一定要用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竞争来解释党派斗争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事实上，通过与日本的议会选举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纲领相近的党派是大财团收买成本最低的政治结构。既不会出现单个党派控制议会（或直选），不听指挥或漫天要价的行为；也没有政治派别太多，乱中出错，交易成本太高的弊端。还能自然地作出激烈的竞争姿态，争风吃醋。从这个角度看去，激烈但基本没有根本性分歧的政治斗争就很好解释了。　　　　
　　　　在总统制国家，财团干涉选举的方式从直接插手议会转为操纵媒体，在这个需求下，媒体行业的垄断程度相对其他行业而言是非常高的。任何一次选举，都需要动用上亿资金操纵舆论，因此拥有无限资金的大财团很容易地就掌握了选举结果。当然，由于总统制国家的行政权相对强大，总统一经当选，任期固定，总统在地位暂时无忧的时候，有可能做出与大资本大财团利益相悖的举动。大资本即使控制议会也不能随时倒阁阻止其行为。这时就需要一些非常手段来保证财团利益，譬如刺杀（肯尼迪），适当制造出一些丑闻（水门事件），并在达到效果以后在适当的时刻让丑闻消失（克林顿）。这些事件看似偶然，且都有正常的解释方式。但如果你把这些偶发事件及最终结果，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动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关性，这是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　　　　
　　　　日本有暴力团为大资本利益做一些政府机关不便出手的工作，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意大利的黑手党。意大利的大财团比较弱小，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比较强，因此倾向性和与政府的默契程度不如日本暴力团。至于为美国、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充当打手的私人军事公司，早就走上了前台。　　　　
　　　　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前提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如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的大企业一向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譬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贷款担保。另外，西方国家对农业多有高额补贴，这似乎也不能用自由贸易理论来解释。当然，大部分发达国家在自己的企业占有优势的行业，会很高兴提倡自由贸易，但这显然不能作为贸易自由的榜样……　　　　
　　　　日本是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国家。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因此政策和制度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易于我们把握发达国家的实际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　　　　
　　　　限于篇幅和资料搜集能力，本章对其他国家不再进行系统分析。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地球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与自由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国家都偏差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地位，向国民提供了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在这种事实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的演变，以便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　　　　
　　　　


第三部分日本政军经一体化的封建社会

　　　　19世纪下半叶，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　　　　
　　　　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　　日本政军经一体化的封建社会　　　　
　　　　和中国中央集权的自由经济19世纪下半叶，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断地挨打、打内战，到了21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如果归于偶然因素或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影响，恐怕是太粗疏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历史，分析中日两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事实与数据，寻找两国的根本性差异，试图解释为什么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受到同样的外来刺激，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重工业体系了。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　　　　
　　　　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所以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对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不同发展道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部分日本封建社会的身份管制

　　　　第二节　　日本封建社会的身份管制　　　　
　　　　一般说来，日本的封建社会以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自此日本的政权完全从松散的中央公卿政府转入地方军事贵族手中。到1584年，太阁秀吉（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实行太阁检地（对土地进行仗量；测定土地的产量；确定耕作人和固定的地租——作者注），进一步固化了封建制度，日本进入近代封建社会，这个体制随后被德川家康继承。　　　　
　　　　日本近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德川幕府为中心、诸大名（封建领主）在名义上从属的幕藩体制。大名拥有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对领国有独立的支配权。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