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盘子,还是读书？-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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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喽郧看蟮囊桓龃竺荒苤苯涌刂�1/4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货币铸造权也归属幕府财政。除此之外，幕府对其他大名可以少量征税，用来支付水利、救灾等临时支出，并要求大名为驿站付出劳役。在政治上，幕府用武家诸法度、参勤交替制等制度对其他大名进行统御，对违反制度的大名进行除封、减封和转封等处分。
幕府不断试图插手地方政治，但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还可以独立发行纸币。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会被地方贵族联合反对。从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确实存在中央集权化的长期趋势，但总的来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变，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还将在日本持续很长时间。为了管理自己的领地，大名拥有家臣（武士）。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武士不像大名那样具有独立性，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通常是米。他们更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农业时代的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农具，自己经营，交纳领主的租贡。由于生产力低下，单个农民力量弱小，需要组织起来，对公共所有的水利设施、山林、原野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方能维系生产。山林、原野等地区无法划分给个人使用，于是，耕地具体划分到每个农户，山林、原野等辅助部分则作为公地使用。这种结构与作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础的格鲁曼共同体非常相似。共同体不仅是生产组织，还是共同防卫的自治组织和互助组织。由于战乱不止，天灾不断，村落这种小组织无法自立，民兵也无法与专业武士相对抗，所以小型村落只有合并成更大的组织才能支付专业军队的费用，并在灾害到来时自救，而专业军队又逐步具备了对外和对内的两种职能，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就此产生。
封建时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领主对土地有领有权，对农民的耕种经营有很多限制。土地的生产物大部分属于领主，是收益权限制。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和继承土地，是处分权限制。对农民可以耕作什么，不能耕作什么也有限制，即限制使用权。此外，土地的耕作受共同体的约束也很强。如耕作方式，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需要共同体共同行动。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为了防止土地越分越小，采用长子相继制，即长子继承全部土地，次子被迫自立。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没有分化，主要以农户自给自足的形式存在。但因为领主和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市，为了满足贵族需要，城市集中了少数专职的工商业者，受领主的保护和统治。与农业类似，虽然德川时代允许手工业者自由营业，但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和经营风险，手工业者同样难以自立，且农民的购买力很低，消费对象仅集中于少数贵族，手工业者结成组织进行稳定生产比较有效率。手工业者组织的结构与农民基层组织类似，同时也是领主管理和支配职人的机构，最终剩余利润也为领主所夺。
当时日本农村基本不存在商业。体现为地租的剩余物资由领主和武士消费，在消费过程中，领主间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各大名在江户、大阪等地设置“藏屋敷”，储藏贡租米和从领地内强制收购的特殊产品等，委托商人经营。随着时代发展，藏屋敷也经营普通百姓的物资。特权商人为了规避风险和对抗幕藩的绝对权力，也结成组织，如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进行垄断经营。幕府握有货币的铸造权，各藩也发行本藩通用的纸币——藩札。总而言之，贵族武士和少数特权商人严密控制着生产和交换的所有环节，基本上实行了与近代的计划经济相似的制度。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简单农业——手工业经济，对于农民而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少数剩余物资为贵族征收，由于物资数量和种类都很少，统一管制比较符合效率，也符合贵族的利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物资大量增加，商业开始繁荣。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协作，另一方面，都市人口和商人逐渐脱离封建制度控制，日本封建制度开始解体。
第三部分“中体西用”与“和魂西体” 的差别在哪里？
第三节 “中体西用”与“和魂西体” 的差别在哪里？
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3。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85％。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了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
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地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像日本那样有针对性地扶持和资助特权商人。也没有足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武士可以作为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后备军，缺乏人才现代工业的储备。武士长期要用真刀真枪说话，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禁区，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中国的文士却已在成熟的管理思想上固化，很难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愿意深入实际去查找和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些因素，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履维艰。
第三部分日本十年军扩与中国“百日维新”
第四节 日本十年军扩与中国“百日维新”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3亿日元的赔偿，制定了十年军备扩张计划。目的是独霸远东，能够打破俄罗斯、英国、法国任何两国的远东联合舰队。尤其以俄罗斯为第一假想敌国。
伊藤内阁的战后十年计划，陆海军军费合计达3亿元。在支出的高峰1897年，军扩经费达8200万元，与甲午战前的国家总岁出相当。除军费，政府还为钢铁企业、铁道、电话等事业投入1。5亿元。制铁所的设立和铁道建设改良、电话交换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军舰、兵器自给和军事运输，军事色彩浓厚。
作为军备扩张的结果，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惨胜，成功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危险，进入列强行列。但是，就在1905年9月5日，历时约两年的日俄战争结束，日俄在美国签署和约之际，数万民众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游行示威，反对放弃赔偿金的讲和条约，并进行了破坏活动，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这是第一起在首都爆发的民众暴动。第二天，暴动蔓延到横滨和神户。这是因为日本虽然积极扩张，却只能勉强击败俄罗斯，暂时无力追击和索要赔款。日本虽然因胜利成为了一等国家，但扩张本身消耗了巨大资源，国民依旧非常贫困，一旦停止扩张，内部就有压力，可能会暴动，甚至分裂，同其他强国一样，日本的扩张既是欲望，也是内部压力的结果。
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尝试政治变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认为应该进行“官制的变革”，应该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搞君主立宪；经济方面则主张奖励民间近代产业；文化教育方面则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校。这个维新纲领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相同。但日本变法强国，而中国的维新只进行了百余日即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又名“戊戌变法”（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皇室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改，希望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变法失败——编者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民国初年的各种制度建设依然是百日维新的延续。国家的政治变革了，但越来越贫困，继续向殖民地滑落。为什么相同的变革纲领，结果却不同？
第三部分没有变革对象的旧中国
第五节 没有变革对象的旧中国
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封建领主和上层武士。君主立宪使下级武士、甚至平民也可以参与国事。废除儒教朱子学，开办新式学校，使下级武士和平民有出仕的机会。还有奖励民间近代产业，因为封建时代特权商人与政权财政共生，容易实施奖励措施，而没有小商人来查问公平问题。此外，“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从业自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些维新措施，相对当时日本的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缓解了封建束缚，使下层人民有了出世的机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中国则早已实现了这些制度，“士农工商”只是儒教的价值取向，不是身份制，职业间可以自由转换，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是靠科举出世的文士，下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自由转换，是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官僚性质的统治阶层。仿照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没有变革对象。君主立宪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下层人民通过科举，都可以参与国事。废除科举，反而导致地方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上层，引起巨大不满。奖励近代工商业则找不到奖励对象，因为中国早已政经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地主、商人等）是平等的，很难实现公平奖励和重点扶持。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变革，但与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实质改良，甚至倒退，尤其对下层人民和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出仕的道路还被断绝了。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维新措施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但领主的土地租贡并没有取消和轻减，而是转换成政府的税收，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总税入约85％。原来这笔收入主要支付武士的俸禄，由于“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俸禄，使明治政府有经费进行殖产兴业，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进行大举投资。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岁入约8000万元，而比日本大的多的清朝，税入只有约1亿元，与日本大体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除去通常的岁出，既没有多余的经费，也没有哪个社会阶层能让出自己的资源对现代工业和军事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甲午战争前，清朝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四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二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
中国有古话，“时势造英雄”。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武士革了自己的命，出让了社会剩余，释放了人力资源，指导日本自立自强，使日本从后进的农业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文士只革了傀儡皇帝的命，反而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剩余，用社会剩余去交换西方奢侈的消费品改善生活，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