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3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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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泰太后本来对翁叔平今天的表现很是不满，但看到仁曦太后始终对他和颜悦色，是以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她当然知道，仁曦之所以对翁叔平如此，是因为顾念她当年的老师，也就是翁叔平的父亲的缘故……
翁叔平眼见今天的建言根本无效，皇太后已经说了要自己“不必再多说”，那意思很明白，是要自己闭嘴，再说下去，只怕哪一句说僵了，就会触怒两位皇太后，是以只好行礼告退。
不经意间，翁叔平感觉到了小皇帝望向自己的关切目光，心里不由得暗暗叹息。
他现在最希望的，便是小皇帝快些长大，能够“大政亲裁”，结束这该死的“牝鸡司晨”的局面！
今天的觐见虽然可以说完全失败，但翁叔平并不甘心，在走出养心殿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然又有了主意。
英国，伦敦，波特兰大街45号，乾国驻伦敦公使馆。
使馆内，一个发须已然花白约五六十岁的老人，此时正在书舍内看着报纸和邸抄，他的书桌上，还有一张张画着西洋军舰的外国报纸。
“想不到他竟然真的成此大功！此子行事，果然非同常人！老夫的眼力，毕竟不差！”老人看完了报纸，禁不住大声感叹起来。
这位老人，便是乾国驻英国公使郭筠仙。
“不但使日本国力大损，还连带击破俄罗斯，真个是不世出的奇才！”郭筠仙又看了一遍报纸上关于日本西南战争的详情，竟然有不忍释手之意。
想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郭筠仙竟然生出了一丝怅然之意。
郭筠仙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这一年是佳庆二十三年，仍是“盛世”。也就是在两年前，英国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乾国通商，却被佳庆皇帝坚拒，因为乾国是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荒蛮之地的“夷狄”只能向“天朝”进贡。而无权与位于“天下之中”的乾国“互通有无”。那时的乾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论的迷梦中，对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谁能想到，“英夷”在20余年后竟悍然发动战争。凭借船坚炮利打败了堂堂天朝上国呢！
两次禁烟战争虽然对乾国刺激巨大，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变化。
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筠仙从小就受传统的儒学教育，走科举功名的道路。韶光十五年，18岁的郭筠仙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作为“湖湘子弟”，郭筠仙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伯函、刘蓉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当然。他当时不会想到，与曾伯函的结交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他也更想不到，他们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乾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筠仙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韶光十七年考中举人，但韶光十八年和韶光二十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伯函却在韶光十八年考中进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韶光二十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
此时正值禁烟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郭筠仙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天朝上国”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像。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韶光二十七年第五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但是命运似乎一定要安排郭焘嵩登上历史舞台。就在回家居丧的这几年，正赶上了圣平天国运动。显凤二年，圣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季皋、曾伯函对是否出山镇压圣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筠仙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他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筠仙一直随曾伯函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显凤六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城，郭筠仙深得权柄赫赫的摄政王承威的赏识。承威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着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显凤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渤人权贵猜忌、排挤中原人不同，承威主张重用中原人官僚，对以曾伯函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于承威的推举，郭筠仙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显凤皇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显凤皇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直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显凤皇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
不久，显凤皇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戈仁钦帮办防务。显凤九年初，郭筠仙来到天津僧戈仁钦处。但僧戈仁钦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筠仙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筠仙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上自己是皇帝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戈仁钦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显凤十年元月，郭筠仙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伯函的信中报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素有识人之明的曾伯函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指出郭筠仙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着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但当时郭筠仙自己却看不到这一点。（未完待续。）
PS： b站在一本正经的直播阅兵，央视在放愤怒的元首……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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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章郭筠仙的报复
曾伯函在评价承威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使用重典严惩，打击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筠仙当时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想要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但纵然他“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显凤十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筠仙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筠仙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绍泉之邀，于彤郅元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伯函、李绍泉的全力支持，郭筠仙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彤郅二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官帽。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圣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朋友左季皋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筠仙左支右绌，最终在彤郅五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数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筠仙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虽然洋务运动正在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但同时乾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因为甚至连一向为乾国看不起的日本也敢随随便便的找个借口侵略苔湾了！
在刚一听说日本入侵苔湾的消息后，郭筠仙便忧虑万分。因为他在此前在任为官时，便已经见识到了乾国沿海各地海防的空虚。而后战事的发展，则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
澎湖水师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出后，沿海各地一片震恐，而日舰窜犯东南沿海，大肆捕掠商船。截断海道的传闻，更是让沿海各地一夕数惊，小儿闻倭寇之名而不敢夜啼！
而直到琅峤海战大捷的消息传来，这种惊慌的气氛才得以消失，继而转变成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正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东洋之声时，凤山岛海战的失利和厦门遭日舰炮轰的消息传出，又令举国一片哗然，正当朝野上下不知所措之际，东海海战全歼日舰的消息又传了来，这才让这幕情节大起大落的悲喜剧最终得以收场。
对于这次“苔地逐倭之役”的主角林义哲，郭筠仙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对于林义哲未得皇命便自行将畏敌逃蹿的苔南知府刘璈抓起下狱并随后处斩，他在心里却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在郭筠仙看来，林义哲此举，未免过于莽撞了。
因为刘璈的背后，可并不是一个人！
此前林义哲已然数次得罪于左季皋，这一次竟然将左季皋的死党之一刘璈砍头示众，等于直接向左季皋宣战，郭筠仙当时便禁不住为林义哲捏了一把汗。
对于自己的这位姻亲左季皋的手段，郭筠仙可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因为本来是“至交”的郭筠仙和左季皋，现以已经等于走到了“绝交”的边缘！
郭筠仙之所以被解职，闲居达7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即拜左季皋所赐。
郭左二人本是至交，最早于韶光十三年相识，一同读书致仕。韶光三十年时局动荡，二人曾周历湘阴、东山等地，寻找隐居地点。随着圣平军大起，显凤二年中秋前后，郭左二人还依约举家迁徙至白水洞“诛茅筑屋”以为邻。二人于乱世中相约为邻，其情谊可见一般。
当湖南情势危急，首府长沙面临被圣平军围困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季皋出山，左季皋初辞不就，在郭筠仙的劝说下，左季皋始应聘出山。左季皋由乡野到建立事业功勋的转折中，郭筠仙可以说起了“枢纽”的作用。此后，左季皋的事业在跨出幕府实授官职的转折中，郭筠仙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筠仙与左季皋的私人情谊随着左季皋的不断建功立业而日益密切，而摆脱“樊燮京控案”是左季皋事业上的分水岭。也是二人关系融洽达到顶点的标志。
显凤八年冬天，性格张狂的左季皋因湖南承州镇总兵樊燮不肯向其行礼而对其斥骂，并说动湖南巡抚骆秉璋将其革职查办（左此时只是师爷，虽说深受骆秉璋器重。代行抚事，但要总兵向其行礼实是逾矩，将樊革职更是过分）。樊燮不服，向有着姻亲关系深受显凤皇帝器重的湖广总督官文控诉。官文素与骆秉璋有隙，想借机打击骆秉璋。便上奏朝廷参劾左季皋横行不法。在这个左季皋可以说等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