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陈宇)-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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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做好了潜出的准备,并在暗中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可惜的是,自己的脑袋没有转过弯来,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现在反而被逼上梁山,只有南下。
“就这样,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所作的忏悔。
窗外,雨飘飘,路迢迢,马萧萧。
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使处于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们感到迷惑不解。有战士在日记中写道:“近几天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些情况反常,师里的领导同志显得忙乱不宁,可又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更令人诧异的是把带不走的枪支全部拿去烧掉了。我心想,这些枪支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一把火烧掉呢?难道没有别的保存办法了吗?”
师级干部参加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又把团、营干部召集来,传达前敌指挥部的会议精神,其内容主要是重复陈昌浩的话,有的有所发挥,说道:“北上抗日现在是去不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已被右倾机会主义破坏……你们回去后,马上召开全团党、团员大会,要向大家讲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留在巴西附近的红军部队在这几天真是人心浮动,什么议论都有,战士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在互相猜测。
几天后,大家终于从党、团员大会上听到和证实了上级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全团党、团员大会上,各团政委奉命统一口径,只讲3个问题:“一是通报情况:中央在9月9日晚上向北逃跑了。毛、周、张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主义,他们把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都给破坏了,我们再要北上,还要走半个月的水草地,那我们都会死在草地上。二是张国焘主席来电讲,为了革命,为了活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再北上,而要南下。我们宁可向南走一千,也决不能向北走一天!陈政委指示,我们在包座之战中伤亡很大,说什么也不能再向北走。三是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我们四川人要打回四川,回四川吃大米去!革命不能不要家,而且要保卫家乡。”
半信半疑的红军基层干部战士,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所震惊,对又要过草地感到恐惧。他们都倍尝第一次过草地的艰辛,现在心中极不情愿再第二次过草地。对师、团领导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战士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那离他们太远,他们在这时考虑的最迫切的是如何不再挨饿和少走些冤枉路。
“怎么又回草地走啊!”
有些人不满地说:“愿走的走吧!我们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跟那些土匪拚到底,死了也是光荣的,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我们不怪党,不怪同志们。”
但是,“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也很具有吸引力,更有军队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停留在巴西的红军毕竟是没过几天就南下了。
部队到了这时已经变得不好带,干部的思想都乱了套,何况战士们的思想。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红30军政委李先念及时了解到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巴西召集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讲了当前的形势后,针对部队中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
“党中央北上了,我们却要南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部队思想稳定,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在近1年行军作战中得不到休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消耗大,伤亡多,兵员有减无增,物质生活更差。但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对别人的长处看不见,对别人的缺点却看得多,传得快,这是一种极不正当的风气。我们才走了多少路呢?哪一个连队又没有掉队的呢?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经过一万多里的行程,冲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能到这川西北来吗?在我们军,以后不准讲中央红军的怪话!这是一条纪律。现在,一方面军还有红5军团等许多同志没有北上,特别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两位领导。今天在场的都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什么样的干部带出什么样的兵,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教育好部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稳定部队的情绪。”
巴西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中央的红军部队,也尤如失去了主心骨,人心躁动,但由于有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的极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部队情绪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缓解和稳定。
9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地,走回毛儿盖。
道路两旁出现了政治宣传员连夜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
“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一首“即景”歌也应急诞生,并迅速强制性地在部队中教唱: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
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我们有了新的中央来领导。”
这标语,这歌声,的确诱惑了不少四川籍战士。他们由面向北斗,转而脸朝太阳,这该是他们戎马生涯中所做的最大一次“向后转”队列动作。
第十三回 俄界改编陕甘支队 二十五军长征传奇
阿西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意味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深夜仓促出走,说明张国焘也是逼人太甚了。张国焘闻言,仅撇下一句话:“木已成舟,就由他们去吧!”
毛泽东等人是于9月11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1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1、3军(即红1、3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1、3军团“速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9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着我们8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9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