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宋-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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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局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二）地方医学教育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两宋时期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
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
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
（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
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
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
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
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
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
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
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
（一）书商刊本
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
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
（二）医家私人刊本
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
两宋时期卫生保健与养生
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卫生保健
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二、养生
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
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
两宋时期基础医学的进展
一、解剖学
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宜州推官吴简（一作灵简）与医生和画工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项范五脏图》。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部有记载（范缜《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李攸《宋朝史实》卷十六、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九、郑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