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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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克诺顿私下里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循序渐进的轰炸措施也不比参联会的全面轰炸计划高明多少。惟一不同的是，麦克诺顿的计划是通过挑衅，发起侵略。我认为，最后两个计划将会面临同样的厄运。在当时，对北越的轰炸已是箭拔驽张，麦克诺顿计划的优点就是，避免了美国一开始就采用最为凶险，最为恶毒的轰炸形式。还有两个他自认为的优点——灵活性好，易于控制。“我们可以控制轰炸的时间和范围，而且可以随时根据战争的态势采取行动。后来，在为邦迪集团起草文件时，麦克诺顿曾经写到“我们可以按照美国的方案，决定战争的态势。是继续战争，还是停止战争；是扩大战争还是缩小范围；是加快步伐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均由我们决定。”
我们真的可以收发自如吗？约翰是不是也十拿九稳？记者大卫·哈伯斯培姆在其撰写的《优秀与光明》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卫在书中提到，早在1964年春季，麦克诺顿和当时在白宫任职的米歇尔·福里斯特尔，都对南越陆军、轰炸和越战顾虑重重。追随麦克诺顿几个月后，我也发现了麦克诺顿的顾虑。哈伯斯培姆曾援引福里斯特尔的话说道，米歇尔“还不像麦克诺顿那样悲观。”他并不认为美国一定会陷入泥潭之中。“他很确信，我们可以避免尴尬的局面，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华盛顿优秀的情报人员还可以控制事态发展，避免美国调入陷阱之中。麦克诺顿却完全没有信心。他说道：‘福里斯特尔，你的问题是，’‘你总是认为我们可以扭转局势，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想这样做，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们一天天地陷落下去，一天天地失去控制，以前的错误决定或是还没有做出的决定，都让我们很难做出下一步的决定。除非今天我们就停止这场战争，但是你也看到，现在根本不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弥足深陷。”
这就是我私下里看到的麦克诺顿。这也是我们聊天时，他对我所说的一字一句。麦克诺顿告诉我，单独和麦克纳马拉聊天时，他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但是，在为部长起草讲话稿、备忘录或是陈述给总统的内容时，他是绝对不会将上述观点诉诸文字。那都是不明智之举。我不知道麦克纳马拉是否觉得有点儿不妥。他直接为总统工作，而由麦克诺顿起草，送呈总统的备忘录却错误传达了他的想法。部长在会议上和书面材料中的立场，应该也和麦克诺顿一样，和他的顶头上司保持一致，通常代表总统的观点和喜好。虽然有些时候，他本人并不同意自己表达的观点。除非麦克纳马拉可以超越自己，站出来阐述自己与两位总统迥异的观点，否则的话，世人很难完全理解他的行为和那段历史。
与此同时，约翰也及部长之所需。后来人们依据五角大楼的文件对麦克诺顿所做的描述，总是把他当作推动轰炸的主要人物，加以赞誉或是给予批判。而且后来美国也的确对越南进行了轰炸（采取了不同于参联会所建议的方案）。虽然在所有的备忘录中，我的顶头上司都在不断就轰炸的方式、时间、区域和原因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他对轰炸根本就没有信心，也不认为轰炸可以给美国和越南带来任何益处。只不过，与参联会的建议相比，他更倾向于自己的建议，因为该建议带来的灾难较小。他的观点，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对北越进行轰炸的行为实在太为荒诞，危险性太大，而且不会取得任何积极的效果，只会让美国背上沉重的战争负担。
战争升级（5）
麦克诺顿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放弃越南，无条件撤退。他的观点根深蒂固，比我更为坚决。当时曾有人说，我们现在所付出的努力，已经与美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正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撤军会让我们颜面扫地，会让美国的盟友遭受巨大的创伤，会大大降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但是，麦克诺顿根本就不相信上述说法。相反，他认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美国军事介入的失败，都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创伤。而且创伤的程度，要比撤军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越南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并遭受巨大的伤害，可是这与美国获得的利益并不成正比。但是在1964年到1967年之间，他所起草的任何文件中，你看不到一点儿有关这些观点的蛛丝马迹。其实，这就是麦克诺顿信奉的真实想法。虽然有些地方我和他意见相左，可是后来证明，他的确是对的，错的是我。
我个人认为，如果越战失败，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和对抗共产主义的能力将会遭受很大的打击。麦克诺顿低估了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我在想他还不能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战斗士。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越南撤军，那么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时，就会遇到很多麻烦。约翰低估了这一点。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反叛者将会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我们的盟友也将蒙受巨大的屈辱，所以在上述方面，我和约翰分歧很大，相反，和国务卿腊斯克以及参联会的意见却不谋而合。但不同的是，这些主张越战的“鹰派”一直认为，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扩大战争的范围，而且他们普遍认为，我们一定会胜利。相反我同意约翰私下里所袒露的观点。我对越战信心全无。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继续这场前景黯淡的战争，情况会越来越糟。要是战争升级的话，前途必将更为惨淡。我们不可能在越南这块土地上插上美国的星条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撤军之后，竭尽全力面对遗留下来的问题。其实据我所知，这个观点在当时美国中层官员和大批冷战斗士中很有市场。
但是高层官员却对撤军的建议不以为然。总统不会这样想，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不会理会这种想法。我个人对麦克纳马拉极为尊重，但是我一直无法理解他走上战争之路的原因。虽然他赞成通过挑衅，扩大战争，然后“逐渐”对越南施加压力，可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他毕竟一直在强烈支持美国轰击北越。
一切都让我茫然不知所终。我一直认为，麦克纳马拉和我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对核武器也极为厌恶。以前我曾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顾问，协助其制订核作战计划，加强对核武器的控制。作为一个军控方面的年轻顾问，和许多兰德公司的同事一样——包括哈里·罗恩和莫特·霍尔珀林——我认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论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还是大规模的核战争，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美国正全副武装，积极备战，准备首次使用核武器对抗苏联的常规打击，所以我们的立场违背了美国的国防政策以及北约的战略，但我和所有兰德公司的同事均对自己的立场确信不疑。我们为空军服务，可是个人的观点与美国空军的指导思想却是大相径庭。但不论如何，我认为麦克纳马拉和我们志同道合。
1961年，在一次私人的晚宴上，我从麦克纳马拉的谈话中了解到，他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以前他曾经读过我的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未谋面。麦克纳马拉一直坚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不会首先在欧洲使用核武器。一旦美国使用核武器，即使美苏未爆发全面的核战，也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当时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麦克纳马拉一直认为，如果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会爆发美苏之间的全面核战。此前他也曾提及：“这是彻头彻尾的毁灭！是对整个欧洲的毁灭！”美国人一直给他冠以冷血高效的威名，称其是一名工作起来酷似电脑的专家，可说这番话时，他神情激动，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矜持。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认为，“有限使用核武器”将会把核战控制在欧洲，而且永远不会引发全面的核战争。对于这种观点，麦克纳马拉一直认为荒谬无比。
最近，经由国防部长批准，我为参联会起草了国防部指示性文件，主要关注全面核战下的作战计划。受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邀请，我就当时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提出了几个问题，吉尔帕特里克把这些问题发给参联会，要求他们做出回应。后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默也从中选取了一个问题，作为总统的质询，发给参联会，要求立即做出回复。问题是：“如果我们实施全面核计划的话，单是在苏联和中国会有多少人死亡？”
战争升级（6）
当时麦克纳马拉邀请我共进午餐。饭余讨论时，我告诉他，在一两天内，参联会立刻会给白宫做出回复。参联会的文件属于高度机密——仅呈总统过目，但是因为我负责起草文件，所以科默把我叫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给我看了参联会对此所做的回复。参联会的回复，采取坐标的形式，垂直轴表示伤亡的数量，水平轴表示时间。坐标显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随后的核辐射会使死亡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我现在所问的只是死亡数，还不包括伤亡数）。坐标左边的最低点表示攻击开始前几天死亡的人数，右边最高点表示核战计划执行后六个月，累积死亡的人数。
最少为２７亿５千万人，最高为３２亿５千万人。
那还只是中国和苏联的死亡人数。后来，我又代表科默，向参联会提了一个问题。问题是，靠近中国和苏联的地区或国家死亡数又是多少？参联会很快做出答复，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预测。如果我们对苏联在东欧的盟国进行核打击，将会造成另外几十亿人死亡。对苏联、中国及其盟国进行核打击后，随后而来的核辐射将造成许多中立国公民的死亡——芬兰、瑞士、澳大利亚和阿富汗。对苏芬边界的苏联潜艇坞厂进行核打击后，其后带来的核辐射可以完全摧毁芬兰。考虑到风向的影响，尽管没有一枚美国的核弹打向中立国的领土，美国的核打击还可让另外几十亿人丧命。
美国对华沙集团实施核打击后，随后的核辐射将会造成北越盟国几十亿人的死亡。就像一位将军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那样，“要视风向而定”。而且按照参联会的估测，美国对苏联首次发动核打击后，苏联一定会对美国、西欧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性核打击，上述统计数字还没有将这一切对美国的影响包括在内。参联会的预测也并未包括美国战略核武器所带来的影响。
参联会提供的预测显示，在美国的核打击下，邻国会有５０或60亿人丧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还会带来上百次灾难。大部分发生在一两天之内，其他的都会在６个月之内陆续爆发。盟国或是中立国也会爆发灾难。
这不是为了威慑苏联，阻止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核打击而做出的胡乱臆测。（这种说法可谓是荒谬之至）。发动国家各相关机构，实施参联会为全面战争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参联会对人员死亡所做的预测完全符合实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如柏林危机、东德叛乱和苏联对伊朗和塞尔维亚的轰炸，一旦总统发动核战，按照美国的计划，任何与苏联常规部队的“武装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给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带来上述影响。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1961年春天，我坐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小隔间里，手拿着这个图表，苦苦思索：图表展示的严重后果一定不能出现。人类历史中不能容许出现上述状况。
我没有把自己想法告诉给部长。从我们谈话的氛围来看，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一直认为，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对局势有同样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忧心忡忡，势在改变现状。三十年后，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回忆录《回顾》一书中写到，当时他曾秘密向肯尼迪总统建议，后来还向约翰逊总统建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发动核战争。他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但是和他谈话时，这一切都表露无疑。毋容置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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