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大家大讲堂 作者: 钱穆等-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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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最主要角色的变成了中国人，这些人多数受的是〃洋〃教育，但是对中华文化又有某种程度的认同。他们一介入，就便香港的经济文化融入了某些东方色彩，譬如在香港的企业管理中，中国式的亲属系统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就是在〃家〃的结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当然也普遍地结合了现代人处理事物的合理化精神。而香港的经济制度，譬如金融制度、证券制度，已经非常精细、非常有深度了。而这些制度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香港经济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香港的政治文化。老实说，在英国人统治下，香港没有什么民主的传统。但是英国的法律制度非常完备，行政制度十分发达，这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把香港的政治模式称作〃行政吸纳政治〃，就是说，它通过各种途径，譬如立法局、行政局、各个咨询委员会，把社会上冒出来的各方面的精英分子，一一及时地〃吸纳〃到政府的行政体制中去，使他们不必、也不能成为站在政府之外的、与体制对立的〃抗制性的精英〃。这也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的一个特色。而当香港的华人群体中，涌现出一些具有相当水准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地参与到上层政治架构中去，在行政方面、法律方面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香港的政治文化发展得相当顺利。　
　　单从纯文化的层面看，我们也不难看出近20多年的变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现了，这表明中华文化在这时开始进入香港的高等教育层面。当然，早在50年代，香港就有了以传授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新亚书院，但是，真正形成气候，是在70年代以后。在娱乐文化方面，电影、电视在这时异军突起，这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化。它不只是在技术上有水准，在制作内涵上也不乏新的创意，对东南亚乃至整个海外华人社会，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像香港的时装、流行歌曲等等，都是风靡一时，影响遍及海内外。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由一个〃文化输入城〃逐步转变为一个〃文化输出城〃。　
　　从我上面所讲的情况，你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在香港的此消彼长，可以看出近20年来中华文化正从下层的、民间的层面逐步向上层的、精英的层面移动。这个转化恐怕不是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到的，但是它的确出现了。　
　　并非只有〃快餐文化〃　　　
　　问：在若干年前，我们还不时听到一种说法，把香港称作〃文化沙漠〃。现在好像这种讲法比较少了。但是，从文化价值的评判上看，就我所接触的内地文化人而言，似乎给香港文化打的分数并不高。人们总是习惯于把香港看成是一个通俗文化、商业文化比较发达的社会，而这类文化一般是与速生速灭的〃快餐文化〃画等号的。能否讲讲您的见解？　
　　答：〃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在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那时候，不单别人这样看，很多香港人也是这样看的。当然，按照人类学的观点来说，任何社会都有其生活形态，都有其文化，〃文化沙漠〃的说法根本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如果从一般所讲的精英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这个说法也曾经是一个事实。然而，60年代以后，经过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到了今天9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增长，文化也获得了空前的跃升。可以说，在所有中国人的社会，包括大陆、台湾乃至海外华人社区，香港的文化表现出相当的活力，无论影响的强度，还是影响的广度，都是令人瞩目的。　
　　当然，我在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而是包括上面所讲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等等在内。我觉得香港文化中的这部分内容更值得重视。香港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在它从传统的社会形态转型为现代社会形态的过程中，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如何把各种制度配合上去，这就涉及香港人的处事方式、做事方法、遇到纠纷时如何判定是非等一系列问题。由于香港有着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背景，那么在制订规则的时候，就自然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中西文明能不能和睦相处？而香港在这些问题上确实处理得相当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确实如你所说的，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标本。　
　　如果我们再把香港文化放到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脉络中去观照，就会发现它更深一层的意义。想想看，我们中国一百年来在寻求什么？对，我们在寻求国富民强，在寻求尽快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富强，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新的局面。讲到最后，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新秩序。本来在清代以前，我们中国有一个文明秩序。这是一个政治的秩序，这是一个经济的秩序，这是一个社会的秩序，总之，这是一个文明的秩序。中国过去的文明秩序是经过几千年维持下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解体了。就算是没有西方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打到中国的话，它也会碰到西方的东西，也不可能完全不变。所以说，这种文明秩序基本开始解体。中国人必然要问：我们该怎么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很少出现这样大的问题。这个问号超过了改朝换代的范围，它已经不是换朝代的问题了，也不是简单的异族入侵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文明秩序的问题，是文明秩序的解构与重建的问题，是怎么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的问题。时间一晃一百年，中国发生了多少悲惨壮烈的事情，可是我们始终不渝地在寻求着建立一个现代文明格局的途径，这个文明格局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政治上怎样安排、经济上怎样安排、教育上怎样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新的文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大陆一直在寻求，从当初按照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到今天按照市场经济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台湾一直也在寻求它的现代化，也是经历了多少个模式的转换，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老实说，香港早期其实并没有与中原文化追求现代化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可是到了近30年，由于它的经济急速增长，特别是它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等方面逐步形成的中心地位，促使它在建立现代化文明秩序方面要先行一步。因为无论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当时都还没有碰到过像香港这样尖端的问题，比如国际金融如何运作、国际贸易如何运作等等。而这类问题又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所必然要遇到的。可能目前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开始遇到这些问题了，那么，香港已经形成的一系列处事方式、制度法规等等，就显得特别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香港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寻求建立新的现代文明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不过，你刚才所讲到的香港〃快餐文化〃的问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以贸易为导向，竞争性格特别强，相应于文化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也有很多人批评香港人是利字当头，是粗俗的物质利益的追逐者。这些虽然也是事实，但是显然不能说是全面。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这种文化特点，就会发现一些可能同样很有价值的东西，譬如说，在重视功利的背后，我们是否可以看到重视效率与效能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拼命追逐物质利益的背后，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勤劳苦干、分秒必争、依法行事等等文化取向？香港的通俗文化确实时常泥沙俱下，但是，即使出于竞争的需要，香港的电影电视也不时会推出一些相当不错的作品，有些甚至可以称之为精品。香港的娱乐文化之所以能风靡东南亚，进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走红，肯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主张宽容的，而宽容也正是面对多元的香港文化时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心态。　
　　中华文化与现代文化水火不容？　　　
　　问：金教授，您刚才对香港文化所作的这一番分析，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范畴，涉及了整个中华文化。譬如，您讲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秩序，到了20世纪初开始出现解体，中国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您甚至认为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要超过改朝换代、超过异族入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我对您的这个观点很感兴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改朝换代，但是，对中华文化的延续并没有造成什么阻遏；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的异族入侵，其中蒙古人和满人还建立了元朝和清朝，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华文化以强大的包容力把异族文化吸纳到华夏文化的大家庭里。如此看来，中华文化似乎不必有什么担忧。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忧虑明显加深，以至于要发动一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拯救民族危亡。而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进西方的新潮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否定东方的传统文化（例如打倒孔家店）。这些命题的提出，本身就非常值得深思。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站在新旧世纪之交，回顾这段文化历程的时候，却也是百感交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华文化同现代化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途径或者办法，让中华文化也逐步实现现代化？说句玩笑话，我们能不能在不打倒孔家店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呢？　
　　答：你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我只能从几个大的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刚才讲到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体，大体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但是，如果往前追溯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中西文化的较量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都知道洪秀全是信奉基督教的，他在鸦片战争后建立〃拜上帝会〃，以西方的宗教思想来反抗满清政权，把中国的半壁江山搞得轰轰烈烈。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一方面，洪秀全是拿西方的观念来攻中国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汉族人，他所攻击的对象又是满清政权。从汉人反对异族入侵的角度说，他的攻击是天经地义的，不攻不行的嘛，这是个种族认同的问题。可是，像曾国藩这样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却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你拿基督教文化来搞垮我的中国儒家文化，那你就是破坏我们的文化认同啊，就是断绝我们的文明脉络啊，那怎么行呢？结果，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宁可站在满清政权这一边，而把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区分开来，在种族与文化这两者之间，曾国藩的选择是很清楚的：他选择了文化。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中国，捍卫中国的文化比推翻满清政权更重要。　
　　然而，到了五四运动，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中国人饱尝了国弱民穷、受人欺侮的痛苦，痛感中国非强大不可，再不强大中国就完了。当时满清政权已经被推翻了，可是中国还是不行。于是，大家就认定：要想中国强大，非把中国文化打倒不可，只有打倒了孔家店，才能让西方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进到中国来。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地站在当年曾国藩的对面，他们不再认定有中国文化才有中国。相反，他们把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命运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出路只有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途径只能是全盘西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孙中山是如此，陈独秀是如此，鲁迅是如此，胡适之也是如此……　
　　问：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以新文化来代替旧文化……　　　
　　答：对，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可是什么是新文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从西方文化的大构架里，寻找自己所认同、所需要的东西。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乃至近现代的种种社会思潮，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传统，在这个文化传统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和冲突。客观地讲，马克思就是批判西方文化的。他虽然是西方人，但是，他所创立的理论却是非常有深度的批判资本主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反西方的西方主义者。所以，他的理论很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