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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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德国方面没有立即审理这些罪行，因此在纽伦堡对这些罪犯们进行审判，比起让他们消遥法外，当然要好些。我也肯定，对违反人道的罪行实行制裁是伦敦法规的一个革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防止颠覆政府的活动，单靠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制度显然是不够的。
当纽伦堡法庭结束了审判工作，在宣布判决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946年9 月3 日那一天，我们这些被告获得了在审判结束语中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在结束语中说：“我想讲三件事：“1 ．希望你们本着良心来判断德国潜艇战是否合法；我认为潜艇战是合法的，我是按照我的良心去做的，如果有可能，我还会照样做下去。我的部下出于对我的信任而执行我的命令，他们丝毫也不怀疑这些命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我看来，无论什么追加的罪名都不能否定德国士兵的美好信念以及他们志愿走上战场，前仆后继，奋战到底的高贵品质。
“2 ．这里纷纷传说在戊们这些被告中间曾经进行过密谋活动。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一种政治信条，对这类东西，人们只能是既可信又不可信，而无法加以证实。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然是由这些密谋造成的。
这种说法只能使德国人民从这次审讯中更加难以得出对于认识过去和未来都是极为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以领袖原则作为政治原则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领导中已得到了最好的考验。据此经验，我曾经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
新政府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一原则是对的。可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于理想，行为正直，具有献身精神，最后，领袖原则却把灾难带给了德国人民。由此看来，这样的原则是错误的，这… 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做到不屈服—于这个原则的权力的诱惑而利用这一权力去干好事。
“3 ．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我的职业，献给了德国人民。作为德国海军的最后一个总司令和最后一个德国元首，我感到，我所做的和我所允许做的一切，对德国人民是负责的。”
我认为，从这个结束语中可以看出，我根本没有想到，那几条东西竟会成为我受审判的理由，并且据此对我作出判决，我过去和现在都这样认为，在纽伦堡对我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很明显，唯独我一个人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坐牢的。
三十五、关于您在施潘道的一段监禁时期，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这个问题，我想先引用别人对我在施潘道时期的有关评论。
在我获释前不久，1956年10月土日，一个美国｛ 己者在一本美国周刊中写道：“狮子①颇为自在。”——“为了保持工作能力和清醒的头脑，他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
①指邓尼茨。——译者。
一个英国记者对我作了如下的描写：“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险的人物。”
在信仰和宗教方面，我们在施潘道受到法国神父们十分合乎人道的照顾。神父尼古拉评论我时写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显得有点谨慎。人们往往由于他政治上的狂热和对待盟国监狱看守人员十分谨慎的态度而谴责他。看来，退休的海军元帅邓尼茨愈来愈表现出怀有新的政治野心。”
法国教士尚茨在谈到我时说：“我一直很同情邓尼茨，虽然他还是所有人中最狂热的一个，不过他不象赫斯①那样是病态的，而是有理智和有自卫意识的。他被监禁以来就竭力使自己具有顽强不屈的精神。他肯定会想，你们从我身上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是不会屈服的。”
①鲁道夫·赫斯，德国纳粹党魁之一。——译者。
以上所引的法文是我从米歇尔·Ｃ·韦瑟尔的重要著作《纽伦堡的脱险》一书中摘录出来的。
米·韦瑟尔在这本书中说，我这种十分谨慎的举止会使人们设想，我在释放后会重新有政治企图。对此，他写道，人们在作这样假设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这件事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之前，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
韦瑟尔说对了。我在施潘道时期，以及早在。1945年5 月 22 日作为国家元首被拘捕后，根本没想到重登政治舞台，因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及从战后的形势发展来看，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施潘道的克制态度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野心，而是由于我个性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我在前面已讲过的那样，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因此，我认为，我之所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无辜的判决，不得不在施潘道坐牢，可能是盟国的政治家们认为，作为国家元首希特勒的继承人在战后的德国是不容许有自由的。
在施潘道时期，我个人的观点是，让一切照原样保存着。
如同在战争结束时一样，我也曾这样命令过德国海军：不要销毁任何文件，因为我们的行动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崇高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在纽伦堡受审时，我一直坚持这一看法，在审讯结束时，我还是这样明确地表示，我是被非法监禁的。
——这里我想引用我的辩护律师考茨比勒在公布判决之后对记者所作的解释。他说：‘在我看来，纽伦堡法庭对一个被证明为无罪的人判刑十年要算是最轻的惩罚了。”——这同我在施潘道时期对我罪责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我并不感到有任何义务由于对我非法的监禁还要去为“款待”我的“主人们”效劳并对他们表示亲热。这就是我采取克制态度的主要原因！可是，这一态度对看守人员和监狱管理处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看守们显然尊敬我。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极大部分的监狱长也这样。例如：如果我向一个看守打破沉默而向他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时）那末这个看守——多半是个老兵——总是马上很好地满足我的要求。当然，看守们的这些举动偶而也被监狱当局发觉，以致我由于在监狱里胆敢使用“命令权”而受到两次警告。——对此我当时只能报之一笑，因为，天晓得，这种权力不是我，而是监狱当局才配有的。
’但是，促使我采取克制态度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从性格上来说，我不会在监禁后同看守们闲谈，同他们建立任何较亲密的关系，或者试图成为取悦于他们的人。如果一个人把精力耗费在这种地方，那末，他一定会象俗话所说，带着一只“空锅子”一事无成，毫无价值地活在世上。因此，我的自我克制是完全合乎我的天性的。也许，这种克制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我相信，如果我能反躬自省并力图使自己独善其身，那末，我就能十分顺利地度过监禁期。我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为监狱处所允许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那些东西，追根究源或者深入探讨，把它们弄清楚。我努力从我所能看到的那些书本中认真吸取精神上的东西，并尽可能地把它们化为自己的东西，因为自我修养是指人们把那些根据自己的观点从精神上加以“消化”了的东西变为属于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指人们仅仅读过一下稍稍记在脑子里的那些东西。
这样，我就打算按照歌德在他的《西东集》这本诗集的《苏莱卡》中的原则度过这几年生话，歌德写道：“人若不计得失，生活随遇而安；如欲一成不变，就会丢失一切。”
最初几年，我们是单独监禁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庭园里一起劳动时互相不能讲话，当我们离开单人牢房去洗东西或领饭时，更须保持沉默。——这种庭园劳动是在监狱围墙之内的一片沙地上进行的。在最初的“沉默期”，特别在往后的几年里，我们七个施潘道的犯人在共同的劳动中都找到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庭园劳动中，我同前德国外长冯，牛赖特男爵相处了多年。今天我还满怀敬意地、衷心地思念着他。我认为他是我一生中有幸结交的一些最好的友人之一。我认识他是在1915年，那时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冯·汪根海姆男爵手下的一名参赞。有一次他应我们的长官海军少校克诺尔的邀请偶而来到“帝国布雷斯劳号”作客。当时我是克诺尔的副官，因而我也能荣幸地参加会见。——三十余年后，我们又在施潘道朝夕相处，我们在一起回顾往事和一生的遭遇。
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那几年的庭园劳动使我们常在一起，这方面他懂的东西当然比我多，因为在此以前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度过的。布这方面我也是要向他学习的。
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度过这些岁月。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健康状况坏极了，他已经年逾八十，感谢上帝，他总算在1954年 11 月被释放了。——我和牛赖特仅仅发生过一次争吵。牛赖特原是个好猎手，相反，我曾有二、三次应邀去猎小鹿，然而每次都是一无所获。（刚才我忘了说，有一次，我在非洲伴随一位熟识的农夫去捕鳄鱼。那条鳄鱼本来是可以被我猎获的，然而在关键时刻我却射偏了，于是，这条鳄鱼使劲地甩着长长的黑尾巴一头钻进水里去了。）在施潘道，每当牛赖特断定有田鼠在我们的沙畦里挖洞时，他就猎兴大发，在田鼠溜出来时，他总想扔它。我对待田鼠却同他不一样。我们发觉，田鼠特别爱吃水芹的根，这样，我们的水芹就枯萎了，这使牛赖特很伤心，因此他决心要消灭畦中的这些田鼠。当他能打到一只田鼠时，他就猎兴勃勃，双眼熠熠发光。有一次，我把两块面包放在鼠洞口，紧张地等待着，看看是否有田鼠跑出来吃面包。果真不出所料，一只田鼠爬出来东嗅西闻，小心翼翼地找面包屑吃。正在这个时候，牛赖特跑过来了，我们发生了在施潘道的唯一的一次争吵。他对我说：“邓尼茨，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这里是干什么的！要末我们干脆在这里搞个动物园，要末我们在这里好好种植青菜和水芹。我们再也不能纵容这些危害园内作物的动物了。”这就是在我们之间发生的唯一的一次半真半假的不睦。我深深地怀念牛赖特！
上面我提到了关于我们单独监禁的事。只要还有一个象鲁道夫·赫斯这样可怜的人在施潘道坐牢，我就不想在此继续发表关于我们待遇的意见。
三十六、您今天对于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和功绩有什么总的看法？您是怎样被任命为德国海军总司令的？
1942年12月，我们的重巡洋舰在挪威北面对一支为俄国运送军需物资到摩尔曼斯克去的英国护航舰队发动袭击，没有取得成功。我们巡洋舰这次出击不利，促使希特勒下令立即让海军大型舰只退役并加以拆毁。海军元帅雷德尔表示反对并提出辞职。这一行动使希特勒感到意外，但他还是接受了雷德尔的辞呈。希特勒委托雷德尔物色一个继任人。没有多久，1943年1 月14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特勒递交了如下报告：“我的元首：遵照您的命令，关于选择我的继任人，我建议如下：我认为海军元帅卡尔斯和海军上将邓尼茨最为合适，后者在战争中屡立战功，我曾三次予以优先提拔，晋级很快。海军元帅卡尔斯（五十八岁）在军官团中由于一些人先后解职而居于首位。根据他的人格和他在指挥作战以及其他方面（船舰型号，组织）的丰富经验，我认为他特别合适。由于军官虽立有战功，但不能越级提拔，所以任命卡尔斯，看来不会有什么困难。邓尼茨也同样合适，任命他，有利之处甚为明显，即特别突出潜艇战对于战争的决定意义；不利之处则在于，任命邓尼茨上将为海军总司令后，他就不能象现在这样全力以赴地直接指挥潜艇战了。这一不利之处也许可以采取组织措施得到弥补。我的元首，谨请您据此做出决定。”
在1939至1942年间，我是潜艇指挥官，按当时的军事组织系统是隶属于德国舰队司令之下的。因此，在人事管理以及有关的规章纪律方面都受制于上级，但在作战时，我是独立的并且直接对海军总司令负责。
在上述这段时期内，舰队司令官有伯姆上将、施尼温德上将、吕特晏斯上将（后来阵亡于“俾斯麦号”舰上），他们作为我的军事上级，都对我作过鉴定。在这些鉴定中写道：一个“拟可授予最高领导职位的旗舰司令”，一个“可于日后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