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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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树塘。是清代流放西域的犯人路经之点。见《松树塘随想曲》。是这一路上具有温馨情韵的、最有卖点的地方之一。　
　　巴里坤。巴里坤湖，就是汉代的蒲类海，班超出西域的第一仗就是在这儿打的。是新疆仅有的原生汉文化的沃壤。西部主要的汉碑都处于巴里坤，它的古迹与清代建制设施都是全疆之冠。由于兰新线开通，由于蒙古国从中国剥离，它从古道的要冲变成了一节盲肠。　
　　色必口。略。　
　　奇台。原名就叫做“古城子”，曾是中国西部交通线的“五路要冲”，通往外蒙古的必经之地。因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被遗忘”。　
　　北庭。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的。略。　
　　“一炮成功”。这就是清代流放犯们进入乌鲁木齐的最后关隘。由于19世纪后期刘锦棠在收复乌鲁木齐市时只在这个地点居高临下地放了一炮，叛乱势力就作鸟兽散，所以在清人的文献之中就叫做“一炮成功”。　
　　注意历史与现实，丝绸之路与开发西部，绿洲与荒漠，回忆与思考，发掘被遗忘的神秘往事与感悟人心的西部人的生活，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对照与启示。在自然背景之下，更关注人文，立足点是西部的人与环境。　
　　这次所走的路线，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以来，再也没有见诸报道，人们会关注它的后续情况。　
　　有了金塔、弱水，有了肩水金关，有了额济纳，有了黑城（喀喇浩特），有了“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有了松树塘，有了北庭都护府，必定会不虚此行。　
　　9月23日、24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典。　
　　9月26日，我独自前往酒泉。酒泉是此行预定的集结地。从北京先飞兰州，在兰州转机到嘉峪关。在嘉峪关机场落地时，已经是16点40。　
　　疏龙董事长李吉荣在机场等候。我与李总正巧于此前不久相识。可以说没有李总，以后的一切都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　
　　9月27日，参观了嘉峪关关城。在古西行记中，有人说：嘉峪关是酒泉（肃州）的西门。这是指嘉峪关紧邻酒泉。嘉峪关关城，是河西走廊标志性的建筑；林则徐在清道光二十一年流放伊犁时路经，所写的《出嘉峪关感赋》四首，同样必将流传久远。其中一首写道：　
　　严关百尺界天西，　
　　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　
　　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削摩天立，　
　　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殽函千古险，　
　　回看只见一丸泥。　
　　作为西行诗，它被视为气韵蒼凉，格律工整的佳作。但没有到过河西，没有亲见嘉峪关的气势，尤其是没有亲自登临关城西望时，谈何“感赋”？　　　
　　《黑戈壁》六（3）　　　
　　从嘉峪关前往酒泉，住在八一宾馆。大队人马在29日陆续到达。这几天我将最后确认路线，并落实车辆等有关问题。我的任务是打前站。　
　　首先，我需要熟悉一下环境。　
　　八一宾馆在酒泉老城区，宾馆的边上，有一个古代的城门，叫“晋城门”。据说是拆除清代城门时，发现里面“包着”晋代的古城门，就将其加以修复，保存下来，成为酒泉与现代市区并存的古迹。离宾馆不远，则是著名的酒泉鼓楼。在许多“古西行记”中，都写到了酒泉（肃州）这个标志性建筑。它的东、西、南、北四个门，分别悬挂着四幅匾额：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关于酒泉在丝绸古道上的位置，没有比这更准确简洁的概括了。　
　　几天里，我从宾馆走到鼓楼，再从鼓楼走回宾馆。宾馆与鼓楼在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上。我喜欢这种沉入当地生活的角度。　
　　9月28日，下午，我应约去见市里的领导。　
　　我到的早了一些，就在办公楼里等时间到来。　
　　见到一个办公室是“讲师团”，就与办公室里的人闲谈了起来。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在一张巨大的《酒泉市地图》上我看到了“黑戈壁”。地图表明：黑戈壁区域如今属于酒泉市所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马鬃山镇。地图上标明了一条东西向穿过黑戈壁的路。我们的计划原来是，先到额济纳，再从额济纳的达来库布镇前往边境上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地图上是有一条从额济纳到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的小路。从那个水泉再向南，开始穿越黑戈壁，一直到地图上的明水。但是，这时我注意到，地图上有两个马鬃山镇。除额济纳旗的，还有肃北的。　
　　审视着地图，我默默计算着，看到底安排在哪儿住宿。至于穿越的路线，反正是“越野”，只要不迷失方向就成。一般的地图上都有那条穿越黑戈壁的路，可我已经问过李总的助手，回答说：根本就没有路。不过对于平坦的戈壁，有没有路并不重要。这个助手在一年前曾经穿越过黑戈壁。　
　　在交谈中，刚来到办公室的一位领导说起：在马鬃山发现了恐龙和鱼的化石。当然是肃北的马鬃山。北京的科研单位曾来人考察。这位领导说到了一次在寻找到化石之后的情况，话语间提到“……就在马鬃山镇的假喇嘛的碉堡山”，我一愣，打断了她的话，“假喇嘛？哪个假喇嘛？”　
　　“就是黑喇嘛。”她回答。　
　　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几种颜色，已经达到报警的程度。“对不起，你是说黑戈壁的黑喇嘛？那个叫外蒙古派人给刺死的黑喇嘛？”　
　　她望了我一会，问：“同志，你是社会科学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打断她，“你说在马鬃山镇附近有个假喇嘛的‘碉堡山’？”　
　　“当地人谁不知道碉堡山，”她说，“哦，你是从北京来的。碉堡山就在路边，遍地是假喇嘛修的碉堡、战壕。”　
　　“这个碉堡山在马鬃山镇的什么位置？”　
　　“一眼可以看到。当地没有人不知道碉堡山的。”　
　　一位干部笑着补充：“地球人都知道。”　
　　我已经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除了黑喇嘛－假喇嘛，除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碉堡山”。此后关于恐龙与鱼化石的话题，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市领导相当忙。我们的交谈总被打断。我不好意思再占用副市长的时间。　
　　副市长开门见山地问：“需要我们为你们做点什么呢？”　
　　我马上说：“能不能请您的秘书帮我们查查肃北马鬃山镇的电话号码？我们也许要从那儿路过。”　
　　副市长爽快地说：“我联系一下试试。”她用手机打起电话来。我紧张地听着。肃北县回答：马鬃山镇的书记目前在兰州党校学习。打了书记的电话，又马上通了。——移动通信的优点不用我表扬了，可我真是对以前拒绝使用手机感到惭愧。副市长又问清了在镇上主事的副镇长的名字与电话。她拿着手机问我：“几号？”　
　　“几号？——哦，”我用心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回答，“10月2日到。住一晚上。”　
　　“多少人、车？”　
　　“20人，5辆车。”我已经跟上了副市长的思路。　
　　告别时，副市长还嘱咐了一句：“10月2日。如果有变动，也不要紧，请提前一天告诉镇上一下。”　
　　我真诚地向副市长道谢。　
　　走到街上，我一时不知该去哪儿。街市之声熙熙攘攘。手机响了，我应允在打前站的几天里，让手机随时开着。是此行的发起人徐俊打来的，他告诉我，行程得减去两天，因为他们10月7日（不是9日）必须回到北京。我开始在心中调整着行程。减日程，只有减去“谢别斯廷”。因为其他的几乎全是半天赶路，半天考察，路程不能缩短，否则到不了乌鲁木齐，也就回不来了。在决定减去“谢别斯廷”的同时，必须找到一个替换的，使得一路见闻丰富多彩，不虚此行。可它必须在原定的路线上。当时，我并不知道明水的那个古城的具体情况，70年来那个古城已经退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　
　　这样，“穿越黑戈壁”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得知黑喇嘛的要塞就是“碉堡山”时，我已经激情难抑。如果不剪掉“谢别斯廷”，按计划我们将走黑戈壁北部的那条路，也就是1928年初斯文·赫定进新疆的路，它不路过肃北马鬃山镇，更见不到“碉堡山”。但必须经过明水。事实上我已经决定：明天——2003年9月29日——天不亮就起身。我将一个人独自租一辆车赶往“碉堡山”。不见一见“碉堡山”，我不会离开酒泉。我已经在盘算什么时候上路，请谁代替我去嘉峪关机场接人。至于租车，我将不惜代价，所以不怕租不上。这一来，一切都解决了。一切归于寂静。　　　
　　《黑戈壁》六（4）　　　
　　这样，我们就与1926年的欧文·拉铁摩尔，1927年的亨宁·哈士纶，1934年的斯文·赫定，并肩穿越黑戈壁。　
　　我带的有关资料之中，没有黑戈壁与黑喇嘛的内容。但一切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原来我一直认为，黑喇嘛的要塞（“碉堡山”）是在明水。后来在细阅《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时发现，斯文·赫定将这两个地方分别列在地图上，相距大约有80－100公里。但我还是没有走出误区，我以为那不过是“同名异地”现象的体现。换句话说：叫明水的地方在黑戈壁应该不止一处。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预感到我们将在肃北马鬃山镇与黑喇嘛“重逢”。　
　　关于马鬃山与黑喇嘛要塞，我决定暂时对谁也不说。因为，我并不自信。我必须有点时间消化消化这个意外的情况。　
　　9月29日，飞机晚点了。只得取消了参观嘉峪关关城的内容。晚上，全部考察团团员到齐了。李总的晚宴热烈而且激动人心。那主要是因为使我们困守“愁城”的“非典”成为历史。　
　　9月30日，10点，车队从酒泉市的鼓楼出发。　
　　中午，先到达金塔，参观金塔寺。因一辆车出了问题，没有同时离开酒泉。我们在金塔县滞留等待。出师不利，多少影响了我的情绪。途中到肩水金关。黄昏，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晚10点到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额济纳旗的孙主任在宾馆等候。到达久已向往的额济纳，真令人激情难抑。晚饭同样热烈非常。看到大家的情绪如此之好，我受到了切实的鼓舞。　
　　10月1日，上午主要是参观黑城。中午回到达来库布。午餐后，大家去居延海，我留下为明天的路程做准备。实际明天的行程是我惟一陌生的一段。在孙主任帮助下，我们临时找了一个“向导”：旗矿办的干部李世雄。他在黑戈壁找过矿。当然，他只是知道大致的走向，可一时找不到真正认识路的人，而且我怀疑是不是真的能找得到这样的人。凡正是探险，闯一下也有好处。　
　　此后，我专程去拜访了最后一代额济纳王的后裔东德布（71岁），我们聊得相当深入，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亲临秘境》，那里面有他的父亲——额济纳土尔扈特王爷塔旺嘉布（塔王）的照片。他的叔父图王，则是当年接待斯文·赫定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土尔扈特部落亲王。我向他了解了气象站（松杜尔）的事，以及当年的历史往事。　
　　他送给我一张相片，是他父亲塔王抱着他与苏剑啸的合影，十分珍贵。我是在中国新闻界的前辈范长江的通讯报道中，初次“认识”苏剑啸的。　
　　离开东德布家，我去拜访当地史志专家韩巴德尔胡（66岁）。我们聊起了额济纳的“1号气象站”，聊起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大本营“松杜尔”，这些往事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很快就切入正题：了解黑喇嘛的情况。　
　　看来韩巴德尔胡先生相当了解黑喇嘛－丹毕加参，他讲起有关的往事。我匆匆忙忙在一张纸上记着要点：　
　　在20年代苏赫巴托尔时期（苏维埃蒙古时期），黑喇嘛丹毕策动外蒙古喇嘛叛乱，失败后便跑到马鬃山公婆泉的南山梁的制高点，聚集了百十人，占山为王。一次劫持了从西藏来的上百峰骆驼的驼队，有了枪支，实力大振，就反过来攻打外蒙。外蒙派了一个叫做南兹德巴特尔（哈仕纶《蒙古的人和神》说，叫巴勒丹道尔吉）的特工，来刺杀他。来人假装得了病，而且传染，于是，有两个同伴扶着他向丹毕朝拜。等到丹毕俯身为他摸顶时，那两个人放下病者，一边一个夹住丹毕使他动弹不得，“病人”突然抽出利刃，将其刺死。传说丹毕刀枪不入，但只有一处是“脉门”——嗓子眼。一刀刺向嗓子眼，丹毕立即死去。　
　　韩巴德尔胡所述，是得自当地的口碑。　
　　在以往调查之中，我积累了一些可以算作经验的常识。我最重视的是第一次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