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不开的冻土-莫斯科保卫战-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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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的贵族和前政府高级官员组织武装叛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民众对变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集体化举措散布的怀疑、动摇和种种责难，甚至在党内挑起斗争、制造分裂。
还有那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清洗”：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愈深入，敌人就愈多。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原则的坚定性，斯大林在党内进行了清洗异己分子的运动。这场“清洗”运动，又被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野心家、阴谋家加以利用，无情地扩大化了。他们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横加迫害。
据赫鲁晓夫1956 年2 月25 日在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披露，在第17 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 人，即70％：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 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达1108 人，占一半以上。
同样，这场大清洗也涉及军队中大批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据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 年第22 期披露，这场大清洗，苏联5 名元帅中杀了3个，15 名集团军司令中被整肃了13 名，85 名方面军司令中被整掉了57 名。195 名师长中仅剩下85 名，406 名旅长中剩下了186 名，红军总参谋部有近一半的军官被处死或被投进了监狱。这家杂志说，“根据可靠材料，斯大林在1937 年—1938 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000 名指挥员”。
赫鲁晓夫在苏共20 次代表大会上说，被指控因背叛祖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是没有丝毫罪过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人民和党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企图推翻政府，更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的保安机关所断言的那样“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当然，赫鲁晓夫的话我们不能作为根据，但扩大化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却也是事实。例如，当时轰动一时的所谓“军官反党事件”，则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1937 年春，纳粹秘密警察大头目海德里希和舒伦堡伪造了一份“重要情报”，并通过他们的间谍机构巧妙地把这份“绝密文件”送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写字台上。这份伪情报的内容极其简单：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批红军高级将领不满斯大林的独裁和恐怖统治，正准备发动一次兵变推翻斯大林。斯大林仅以此为证据，就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
应该说，斯大林大规模地清洗自有着客观的历史原因。当时，红色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包围之中。各种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阴谋活动接连不断。这种孤立艰难的处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斯大林的判断力。但它给苏联党、军队和人民带来的悲剧、损失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其中也包括给斯大林个人造成了心理创伤。
斯大林发动的这场大清洗运动，不仅给全党全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带来了莫大的不幸。早在1932 年，斯大林的妻子纳佳在和他发生了一场口角后，11 月18 日当天夜里就用一支小左轮手枪自杀了。这件事虽然是因为在招待会上饮酒问题上引起的，但事情的实质却反映出斯大林的妻子对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及其粗暴行为的严重不满和抗议。当她听到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强迫命令，许多人被拉出去枪毙，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联共中央，她所尊敬的斯大林过去的战友一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和她的丈夫持有不同意见而挨整，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因此采取了这种愤懑的激烈行动。
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来说是一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以致失去了对同志、对朋友的信任。尤其是妻子留给他的一张条了更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条子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为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出现的强迫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她从同学和朋友中听到一些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对斯大林来说，被他视为“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这张最后的条子，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痛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
就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时候，世界形势骤变，德、意、日法西斯疯狂地进行侵略和扩军备战，三个法西斯国家先后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全世界人民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就要爆发了。如果说斯大林此时没有看到战争的危机迫在眉睫，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应该说他比谁都清楚，德国是苏联的直接危险，苏德之战不可避免。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所显示的军事力量，还是1918年对新苏维埃的勒索，都给斯大林一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德国纳粹不但重新武装起来，而且在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后已露出了扩张野心。何况，希特勒从来就不掩饰他决心称雄欧洲，建立德意志霸权的企图，这些无疑是针对苏联的。可是，此时此刻的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想立即投入战争，他知道，国家太脆弱了，党太脆弱了，军队太脆弱了，眼下需要的是喘息，哪怕是极其短暂的喘息。
以何种方式争取到宝贵的喘息时间，而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误解，是颇费心思的。因此，他需要斟词酌句地考虑这次重要的演讲的话语和内容。
四、不平等的谈判
斯大林有个习惯，常把一些领导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带到它的孔策沃别墅共进晚餐。
孔策沃别墅，坐落在莫斯科西南20公里，深深地掩映在浓浓的树林中。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把里边与外界严严实实隔开。正面的大门几乎终日紧闭，偶尔开启，也是几辆黑色高级海鸥轿车疾驶而出或鱼贯而入之后，又迅速关上。方圆数公里之内，没有其他建筑，有的只是四周时紧时缓的林涛声音。置身其中，一种神秘、紧张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进入大门，一块巨大的石屏挡住视线，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穿过一个大花园，把人引到一座外表很普通的大房子前，粗大的廊柱，水泥抹成的墙面配以两扇厚厚的樟木大门，质朴之中透着厚重坚固，里边的房间不很多，陈设也不算豪华，但都宽大、实用。对斯大林来说，也许对苏联来说，在这座房子里，更有意义的恐怕就是那间宽敞明亮、每到晚上便灯火通明的餐厅了。斯大林喜欢与他邀请进晚餐的人边吃边谈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并作出决定。而受邀前来的人们，也习惯在更近的距离对领袖察颜观色，在餐桌上接受指示和任务。
7 月初的一天深夜，孔策沃别墅里的晚餐已近尾声。斯大林把盘中最后一小块熏肉放到嘴里，慢慢嚼着，略侧过头来问正在舀一勺红菜汤的莫洛托夫：
“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敢接受我们的条件吗？他们到底要拖到哪一天？我看，这样吧，既然他们无意与我们马上签订政治条约，那就建议先开始三国之间的军事谈判。”
莫洛托夫把手中刚盛满的汤勺放回汤盘，听着斯大林的话，他知道斯大林所说的政治条约是指英、法、苏前不久在莫斯科的政治谈判中商议的三国之间的互助条约。
在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议，武装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伦敦和巴黎似乎也不怀疑，继续采取怀柔、绥靖政策，无异于用扔出另一孩子给狼群，以求躲避灾难，其效果等于零。德国的侵略已从扩张变成了征服，而征服除非予以制止，否则就将是无止境的。同时，出于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张伯伦以及他的小兄弟法国，终于同意与苏联举行了政治谈判。
对于一直主张“集体安全”，共同扼制法西斯的扩张行径的苏联来说，同英法举行政治谈判，无疑是避免战争，或者推迟战争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当然表示欢迎。
为了表示对谈判的重视和诚意，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正式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亲自来莫斯科，可是遭到了拒绝。谁都知道，为讨好希特勒，英国首相张伯伦甘冒近70 岁高龄，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飞来飞去，三次晋见希特勒。哈里法克斯也曾拜访过墨索里尼，会见过希特勒，今日却不愿去莫斯科，只派了外交部一位司长斯洛朗协助英国驻苏大使谈判，这种屈辱，莫斯科忍受了，使谈判得以进行。
可是在谈判中，英、法政府虽然口头上表示接受苏方提出的“三国互助原则”，但是只要求：如果英法因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而卷入战争，苏联有立即援助英、法的义务，但苏联因援助东欧任何一个国家而卷入战争时，英、法却无须承担援助苏联的义务。这种只索取而不肯付出的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无异于是要求苏联为他们“火中取栗”，用苏联红军的鲜血和白骨去换得酋方的安宁，显然太不公平，莫斯科只提出对等的要求，但遭到英法的拒绝，这就是前面斯大林说的“还不敢接受”。因此，政治谈判陷入停滞状态。
莫洛托夫接过斯大林的话说：
“我看互助条约的签订在短时间内没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当前的局势，绕过政治条约开始军事谈判是正确的、明智的，我明天就向英法发出建议。”
斯大林听后，点了点头，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说：“军事谈判，应该现在着手准备了。这个工作，我看就由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负责吧。你是国防人民委员，由你出面，说明我们对此是严肃认真的，尽管我们对英法不抱什么希望。”
斯大林说的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就是与斯大林同时代参加革命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这位戎马倥偬的老元帅，接受任务后便雷厉风行。当晚回家以后，马上打电话给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洛克基洛夫等人，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要他们先考虑一晚，明天细谈。
第二天在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室，这几位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筹划了一天，设计好了几种谈判方案，然后由伏罗希洛夫带去请斯大林和政治局定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等人推敲再三，终于拟出一份《关于同英国和法国谈判的意见》，这里面为伏罗希洛夫准备好了两张“王牌”，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杀手锏”，伏罗希洛夫连连点头称是。政治局顺利通过了与英法进行军事谈判的方案，伏罗希洛夫立即着手准备具体材料，就等英法两国的反应了。
苏联为表示对谈判的高度重视，组成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团长，包括苏军总参谋长、海军人民委员和空军司令的庞大而高级的军事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团长只是一位已经退役的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德拉克斯将军，团员是空军中将查尔斯·伯内特，陆军少将海伍德以及一些随员。法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位兵团司令杜芒克将军，他的副手是鲍福尔上尉。即使这样低规格的代表团，也不是坐飞机迅速抵达莫斯科，而是乘邮轮，漂洋过海，磨磨蹭蹭，慢慢悠悠，直到8 月12 日上午11 点30 分才在谈判桌前落了座。
谈判还未转入正规，英国人就处境窘迫。原来按照国际惯例，各国政府对所派出的代表团都要有个正式委托书，说明代表团的组成情况及本国政府对其有何种授权。谈判一开始，各代表团先要宣读或传阅彼此的委托书，核准验证之后再转入正题。
作为当天会议的主席，伏罗希洛夫首先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委托书：
“兹授权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团员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一级大将，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二级大将，红军空军司令克基洛夫，二级大将，红军副参谋长莫罗基诺夫，就组织英、法、苏三国在欧洲反侵略军事防御问题与英、法两国军事代表团举行谈判并签订军事条约。”
念完之后，伏罗希洛夫把双肘支在桌上，向对面肩并肩坐着的德拉克斯和杜芒克作了个“请”的手势：
“我请求你，德拉克斯上将和你一杜芒克将军，让我们核阅你们的全权证书。”
杜芒克慢慢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质地上等的纸，双手拿着，念完了他的委托书。大家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身上。德拉克斯用右手食指迅速而轻巧地碰了碰大大的鼻尖，干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