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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

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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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后来,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    
    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唐玄宗刚刚封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农村,把家安顿下来。正在这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叛军,被抓到长安。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里,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解送到洛阳去。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幺大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大褂,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派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左拾遗是个谏官。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并没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来,过了不久,宰相房管(音guǎn)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管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亏得有人在唐肃宗面前说了好话,才把他放回家去。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幺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带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没有依靠,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770年,竟因贫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诗人,把他在成都住过的地方保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2节 会昌灭佛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会昌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灭佛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信仰佛教,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    
    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棰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时,彭偃就建议: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幺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幺害处了。因为存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3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它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    
    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    
    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三武一宗灭法运动中最严厉、毁灭性最大的一次,也是对中国佛教打击最全面、最惨重的一次。像北魏的灭法,不过是在北方一隅之地,而唐武宗灭法则是全国性的,而且那个时期的中国佛教正是一个宗派林立、全面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中国僧尼是30万人左右,被迫还俗的有26万人之多,毁掉的寺院有四万多所,各宗的经典、寺院几乎全部被破坏了,他们真正做到了像毁佛健将韩愈所说的“人其人”(要和尚还俗)、“庐其居”(把和尚庙变成在家人的房屋)、要“火其书”(把经书全部烧掉)。这是对佛教采取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并不是以后的事,古已有之。佛教在这次法难中,各宗几乎全部被摧垮了。佛教从此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3节 安史之乱

    开元后期,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专横独断。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土地兼并剧烈,贫富悬殊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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