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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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红楼梦》里说：　　　
　　“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没有能及时退身，地位到了那样高，打倒陶铸后，又位居第四。　　　
　　陈伯达：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引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　　　　　　　　※　　　　　　　　　※　　　
　　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周扬：那时我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陈伯达：　　　
　　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　　　
　　周扬：你在庐山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当然现在也还要设国家主席，但和你们那时不同，你们那时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是提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扬：……“文革”的后遗症很多，现在的青年人不听说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陈伯达：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我没有接触。　　　
　　周扬：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提到几篇文章题目）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进你们文联的门，也需要有点东西（指作品）吧，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周扬：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候看些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没有看过。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听说过。（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　　　
　　陈伯达：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洛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周扬：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　　　
　　周扬：可以。　　　
　　在这次谈话中，陈伯达跟周扬说及“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内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陈晓农记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陈伯达前往香山春游。对于陈伯达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春游了。很可惜，公安部门仍然不准许陈晓农陪同。不过，笔者在陈伯达家中见到了这次春游时公安人员为陈伯达所拍的彩色照片，陈伯达显得兴致勃勃。陈伯达当时已经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闭门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见愁”！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陈伯达完全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竟然能够公开发表———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自从陈伯达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周扬颇为赞赏。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学家黎澍去看望周扬，见到了陈伯达的这些新作。尽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经发表多篇文章，严厉地批判过陈伯达，但是他和周扬一样，十分欣赏陈伯达的新作。过了几天，黎澍向周扬借去陈伯达文稿。黎澍经过仔细阅读，选中了《求知难》，认为这篇文章适合公开发表。黎澍把《求知难》托人送交《读书》杂志，在第10期刊发了。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陈伯达说出发自内心的话语：“一个人一旦有事（引者注：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帮助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　　　
　　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自从那次见面之后，周扬与陈伯达曾相约再度晤谈，遗憾的是，1983年9月，陈伯达病了，腿疼痛不已，住进北京北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就在陈伯达住院期间，他从报上看到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周扬。陈伯达出院不久，周扬在批判声中病到了。1984年秋，陈伯达再度病倒，住进北京卫戍区二九二医院。这时候，周扬的病情转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从此两位老人无缘再相会，但是，彼此常托人表示问候。1989年的到来，把周扬夫妇和陈伯达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年7月31日，周扬辞世；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周扬夫人苏灵扬也走了。在周扬去世之后，陈伯达闻讯，亲笔写下挽联：　　　
　　创延安鲁艺　　　
　　育一代桃李　　　
　　署名“仲晦”。　　　　　　　　　　　　　
第九章　“幕后新闻”　
　　在《求知难》公开发表之后，引起“连锁反应”———陈伯达的另一篇新作也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与发表《求知难》一样，陈伯达在事先毫无所知。　　　
　　这一回，推荐发表陈伯达新作的，不是周扬，也不是黎澍，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胡乔木细读了陈伯达新作，认为其中的《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一文，颇有新意，而且适合于公开发表。于是，写下一段批示，大意是此文可以考虑在外地的党内刊物上发表，但应保密（包括对作者）。　　　
　　根据这一批示，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后来在1983年7月出版的中共辽宁省委党内刊物《理论与实践》第二期上发表，署名“程殊”。　　　
　　由于遵胡乔木的批示，注意保密，所以直到5年之后———1988年，才被香港记者获悉，当作“中国大陆幕后大新闻”在香港披露，说陈伯达居然公开发表文章云云，内中提到了那篇《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不过《读书》杂志的影响比《理论与实践》杂志更大，香港记者却没有提到那篇《求知难》。当然，这是由于《读书》杂志的“保密”工作做得更好，香港记者不知此事。　　　
　　在写作本书初版本之际———1988年至1989年，《求知难》和《认识的渐变和突变—　　　
　　——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两文的发表内情，以及周扬和陈伯达的交往，都还属于保密范围，不便披露。如今，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0年，已经到了可以公开披露的时候，所以也就补入本书的修订本。　　　
　　与《求知难》相比，《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更具学术性。陈伯达以崭新的视角，剖析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从这篇文章，既可看出陈伯达的博识和学术造诣，也可以了解晚年陈伯达的思绪。　　　
　　1982年4月23日，周扬在跟陈伯达谈话时，内中有几句话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周扬所说的“历史问题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扬说了在讨论这一重要决议时，“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但是没有点明那为陈伯达讲话的“有几位同志”，究竟是哪几位同志；周扬所说“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但是又没有具体说明“区别”了什么，“优待”了什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特别有这么一句：“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这里，点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显然不是一种疏忽。　　　
　　陈伯达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为据，陈伯达本人也是承认这些罪行的。　　　
　　这就是说，一方面，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另一方面，陈伯达又与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有所区别。　　　
　　这里用得着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区别，就没有党的政策。”　　　
　　直至周扬跟陈伯达作了简略的说明，陈伯达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与周扬的谈话中，陈伯达曾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　　　
　　陈伯达所说的“上面”，究竟是谁？为什么陈伯达的新作，不由陈伯达直接交给周扬，反而要由“上面”交给周扬呢？　　　
　　在本章前文中，曾写及：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这种印刷品的格式，与中共中央文件极为相似，只是没有“红头”而已。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头文件”！不言而喻，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