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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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彪秘书张云生所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载：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引者注：当时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会议散了。
“武汉出了大问题了！”叶群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王力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了天！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周恩来办事干练、利索。7月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专机便离开北京。在飞往武汉途中，空军司令吴法宪制造紧张空气，说是陈再道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布兵，要劫总理。于是，周恩来专机只得降落在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到达武汉之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因为一旦救出了王力，这场轩然大波就会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武汉八一九九部队奉命救出王力。王力回忆道：“利用吃饭的机会，他们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又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
周恩来匆匆赶往毛泽东那里。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力回忆说：“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内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是在7月21日凌晨2时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的。
7月21日中午，王力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7月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决定利用王力飞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所坐的飞机先飞，周恩来在武汉处理好一些事情之后飞机才起飞。到达北京上空，谢富治和王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不降落，“蘑菇”了一些时候，特地让晚飞半小时的周恩来专机降落。这样，让周恩来参加了机场欢迎行列，大大提高了欢迎的“规格”。
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当天晚上，林彪召集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第五十二章 “揪军内一小撮”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 ※ ※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能够爆发“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是“文革”的“第三战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就在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人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
7月24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奉林彪之命进京“开会”，刚刚到京西宾馆，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的。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可是，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电”声称“百万人大会”，觉得北京只开10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戚本禹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100万人吧？”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行，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
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蒯大富当时的分析，确实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陈伯达、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正因为这样，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么一来，朱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这么一来，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这篇社论历数“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
第五十三章 端出“王、关、林”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 ※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
“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七·二○事件”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陈再道”之际，毛泽东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两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命！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应当说，毛泽东也有一个察觉、认识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已指出军内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却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揪军内一小撮”，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毛泽东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唯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
哦，毛泽东怪不得惊呼：“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叶群这位“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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