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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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久久小说书库(99inf)
第六章 照料父亲
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
那是在1981年8月初,正在石家庄工作的陈晓农,收到北京来信,要他尽快进京,商谈父亲陈伯达的治疗问题。屈指算来,这是陈晓农第四次获准探望父亲。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两次探监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儿子陈晓农曾第三次获准探监。
1981年8月5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翌日清早,陈晓农就直奔公安部所属复兴医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这所医院里。江青在关押期间患病,便曾多次住在这所医院。陈伯达生病,也多次住这里。就在陈晓农这回来到复兴医院时,李作鹏正住在这所医院。
令陈晓农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的监管干部告诉他:陈伯达原本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另外,陈伯达现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且不说陈伯达所住的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的大医院,而且居然住进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也就是说,陈伯达保外就医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陈伯达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实际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两人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陈晓农随即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跟复兴医院里的病房简直天差地别。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呆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却仍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医院已经几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陈伯达仍在那里住着,前后达两个来月。
陈伯达滞留在北京友谊医院,迟迟没有出院,内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经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这“回去”当然是指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不回秦城监狱,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60年代的大学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是中共党员,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从小就生活在陈伯达身边。1965年,陈晓农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学。他想报考大学文科,父亲陈伯达劝他别读文科。就在这时,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陈晓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陈伯达积极支持儿子的决定。
陈晓农就这样决定走上山下乡之路。
当时,内蒙得知陈伯达之子要上山下乡,马上指名要陈晓农。这样,陈晓农前往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务农(有些书刊误传为去“北大荒”)。
陈晓农在内蒙古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了锻炼。在内蒙两年后,陈晓农调到了石家庄工作。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本人是愿意的。
但是,母亲余文菲在石家庄,已经年迈体弱,也需要他的照料。余文菲通情达理。尽管她与陈伯达早在1948年已经离婚,她又是那么的需要陈晓农的照料,她还是赞同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他在石家庄,托人照料母亲,安排好母亲的晚年生活,这才在1981年底与妻子、幼儿一起迁来北京,与父亲陈伯达住在一起。
第七章 访问陈家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