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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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知识分子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们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城市新兴的商人阶层，而这个代表改革需要的阶层在没有现代商业的帝国根本无法形成气候。依靠农民？这是帝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但是，康有为们的变革无论口号和目的都不符合这个阶层的利益需求。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工业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以牺牲农民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况且，帝国松散的、以个体生产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农民阶层不具备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依靠中下层士绅？然而，这个较为激进的阶层千百年来成长和生存在封建社会里，自由与民主社会变革将势必动摇他们存在的根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国家的变革者被押往菜市口刑场的时候，他们是看热闹的主力，是津津乐道的说笑主体。
帝国的知识分子绝望了。绝望中的康有为们只能依靠帝国官员中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他们选中了袁世凯。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至少在戊戌年间的时候，袁世凯仅仅是一名帝国的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他训练的“新军”是帝国陆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洋枪洋炮，虽然这支部队还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但是已经引起帝国内外的关注。作为直隶按察使，实际上就是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军事长官，袁世凯深得“新军”官兵的忠诚，因为他每月亲自给官兵们发饷，饷银之高乃帝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见，且“新军”中的德文学堂、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等都公开招收学员，普通士兵经过学习便可以升为士官或军官，因此习武热情高涨全军。
康有为们认为袁世凯是个具备现代思想的军官。他们特意派人到天津试探，得知袁世凯和荣禄等人有矛盾，于是决定拉拢这个掌握着兵权的人。历史给予康有为们的“理由”是：袁世凯是一个汉人。满人开创的大清国政府为了保障满人的安全，除非万不得已，从不把兵权交予汉人，袁世凯也不例外。可是重兵在握的下一步只能是希望兵权也在握。于是康有为们暗示他们可以帮助袁世凯实现心愿。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绪先动手了。
8月30日，皇帝一下子裁掉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了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地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了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
帝国所有的官员开始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官职什么时候会不翼而飞。正在这个时候，礼部一个和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和太后关系紧张，为了缓和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而有利于变革，于是上了一道“绝妙”的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王照认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融洽太后和皇帝的“母子关系”；二是亲眼看一下洋人变革的成果，太后就会全力支持皇帝了。奏折递到礼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大为出格”，不禁“勃然大怒”，将奏折扣下。光绪皇帝知道此事后，也“勃然大怒”，言礼部竟敢公然违抗“不准扣押奏折”的旨意，于是下旨：罢免礼部全部官员。同时，将王照破格从六品直接跨越三级升到三品！
礼部官员“相顾错愕”，战战兢兢地在祖宗的典册中寻找自己被撤职和王照连升三级的依据，结果是：“盖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
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光绪皇帝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四位新军机章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帝国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可谓开天辟地，因为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已是帝国新任宰相。
还是没有康有为。
四个新宰相中的三个人是南方封疆大臣张之洞推荐的。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帝国南方的高级官员身处较早开放的土地上，虽为朝廷命官但观念已经超越封闭腹地内的朝廷，这一点在帝国今后的发展历史中是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另外，帝国官员的使用永远是在官场的范围内循环再生，没有任何背景的康有为必然永远进入不了帝国官场的高层之中。
帝国的法典规定，二品以下官员不能随便上朝，于是，光绪又找来几个心腹太监作为他和四个年轻人之间的联络人。
光绪已经把制度局以另外一种形式设立了。
军机处，帝国最高的权力中枢，位居一二品的军机老臣们眼看级别仅仅为四品的四个年轻人跑来跑去地忙，他们却被皇帝冷在一边，于是，一窝蜂地跑到颐和园，见了慈禧天塌地陷般地磕头痛哭。
9月6日，新军机章京被任命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遭到慈禧的迎头痛骂。光绪涕不成声，“哭谏”不止。
事到如此，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慈禧不能任凭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康有为们感觉到了来自慈禧的巨大威胁。康有为对他的同仁说：必须除掉这个老太婆，不然一切都完了。“要尊君权”，就非“去太后不可”。具体的办法是：“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太后。”
于是，9月11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奏折，名为《密保统兵大员折》，奏折中极力赞扬袁世凯所训练的天津“新军”，极力描绘了袁世凯“人才难得”。奏折向皇帝建议：召见袁世凯并且破格提拔。
这份奏折是以礼部侍郎徐致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是康有为亲笔为之。
帝国的变革到这一天已经是第91天了，心中忐忑不安的光绪但愿自己手中能够掌握一支军队，于是当天批复：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这是一个没有保密的明发上谕，且是经过荣禄之手，因此，瞬间天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不了解真相的“新军”士气为之一振，更高兴的是同样不了解真相的袁世凯，他认为自己的官运就要来了，于是特别感谢虽然没有官职但能和皇上说上话的康有为，夸康有为“真是旷世之才”——人到这个时候，最容易混淆幸福和灾祸。
帝国内毕竟还有清醒之人。那个建议皇帝陪同太后到外国游历的礼部六品主事王照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必将造成大祸临头了。王照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于是写了一首诗：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
■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
项城，袁世凯之字。
王照说得不错，确实打草惊蛇了。
9月13日，在慈禧的安排下，荣禄开始大规模向京城周围调动军队。
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的袁世凯忙着拜访各位京官，而他听到的小道消息令他目瞪口呆。京城从来都是盛产小道消息的一个政治城市，连贩夫走卒都能够生动描绘朝廷里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新闻。袁世凯听到的消息包括：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销了，康有为们的“新党”要执掌大权了，维新党要专门设立鬼子衙门请洋人来管理国家，皇帝信奉天主教了，现在的衣服样式要作废了，等等等等。其中有一条消息最让袁世凯不知所措：太后已经下旨意，秋天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检阅部队，太后准备借检阅的机会把皇帝杀了——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康有为们玩弄的一个把戏，给他们的“去太后”寻找的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慈禧要是真的想杀皇帝，她仅仅需要一剂砒霜或者是一根丝带，找一个太监就能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她27岁那年杀肃顺等王公大员，杀了之后人们才知道。政治阴谋已经玩得十分熟练的慈禧何须像康有为们所描绘的那样，得兴师动众地跑到天津，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皇帝？这一切仅仅是康有为这样的幼稚文人才能编造出来的。
袁世凯住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法华寺海棠院。
还是这一天，光绪皇帝拿着康有为又以别人的名义写的一份奏折去请示慈禧。这个奏折说“制度局”这个名称有点洋味，大臣们可能听上去不习惯，建议改成“懋勤殿”。史料记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依旧是这一天，康有为接见了他选中的一个刺客：毕永年。此人是湖南会党的首领，谭嗣同的好友。康有为认为，指望袁世凯一个人对付慈禧和荣禄他们还不牢靠，必须再找一个人担任关键的任务：在围颐和园的混乱中，伺机杀掉慈禧。康有为对毕永年说：现在情况危机，太后要在9月的天津阅兵时杀皇上，你说该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但是皇上手里没有一兵一将。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见袁世凯，但愿事情能成。
还是这天，另一个重要人物到达了北京。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看来京城流传的“设立鬼子衙门”不是空穴来风。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马关条约的主要谈判者，康有为们的主要“声援”者。他是日本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时已经在中国住了不少时间，与康有为们有过密切的接触，对中国的变革特别“热心”。他是应光绪皇帝的邀请来“游历”的。
伊藤博文的来京，引起了慈禧的“后党”们的极大警惕，他们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荣禄在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宴请伊藤博文的宴会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荣禄离开宴会就去给慈禧写了秘密奏折，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这个日本人，并建议慈禧在这个准备参与帝国政事的日本人见到皇帝之前采取必要的“行动”。
史书记载道：慈禧借口发难，实由伊藤来华。
洋人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举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论洋人们怎样在举子上街的时候聚集在东交民巷兴奋地看热闹，无论洋人们怎样暗中鼓动帝国的知识阶层起来造反，但是有一条洋人们心里清清楚楚，那就是这个帝国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帝国主义们并没有武装占领这个帝国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盯着中华帝国的列强都知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是非洲和美洲，占领和统治东方这样一个古老的帝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帝国主义们需要的是这个帝国能够方便他们的势力扩张，以便于他们更加顺利地开拓东方的巨大市常为此，建议设立制度局的帝国知识分子需要帮助。
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的案头上堆满了康有为们以各种名义写来的奏折，他们力促皇帝将这个日本人留在北京当“顾问”，建议皇帝要“优以礼貌，厚其饩廪”。
其实，无论是康有为和光绪还是慈禧，都把事情看得严重了。伊藤博文没有帮助光绪推翻慈禧统治之意，也没有协助康有为们变革之意，他来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清中国与日本和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中日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对俄国亲密起来的倾向是对日本的极大威胁。而伊藤博文之所以对中华帝国的维新派感兴趣，是因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有一种明显的崇拜和亲和倾向。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天未亮，袁世凯就身着礼服在颐和园门外等候了。天亮起来时，他被太监引进了颐和园玉澜堂。光绪对袁世凯十分亲切，详细询问了有关军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好好训练军队。甚至在袁世凯表示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的阅兵他要立即回天津准备的时候，皇帝还劝他在北京多玩几天。召见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但是，袁世凯刚刚回到住所，圣旨就传来了。这个圣旨让袁世凯热泪盈眶，他被任命为候补侍郎，官二品——这绝对是破格提拔。因为，按照帝国的成例，京官比外官高一品，外官内调为京官都需降一级。此时袁世凯是正三品，内调应变更为四品，即使是最得宠的外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