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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节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0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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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衡”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第四章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第四章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零零~一九零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零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请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 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 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此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零四零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瑞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下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 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 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  
  ——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  
  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颐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  
  ——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  
  ——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街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减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 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 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零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  
  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末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巨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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