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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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参议员的关系
参议员肯尼迪始终不是参议院核心集团的正式成员。这个“俱乐部”的影响被它的辩护人和它的诋毁者共同夸大了。肯尼迪太年轻、太自由主义、太直言不讳。在他担任第一任参议员的初期，在参加一次全院的辩论时，他离开他的后座向前排靠拢，暂时坐到了参议院中的“老前辈”卡尔·海登的身旁。海登四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国会了。肯尼迪一贯对历史感兴趣，于是他问参议员海登，在这段时期内，国会如果有变化的话，到底有些什么变化。海登回答说：“从前新议员是不发言的。”
不过即使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初期，年资较长的参议员也会同意海军第一次提升他时所写的报告：“很乐于工作，工作非常认真。”几乎所有的参议员都喜欢他和尊重他。民主党内的同僚也很赞赏他，因为请他在捐款宴会上发言或在电视报告会上露面，总是有求必应的。他的亲密的友人既有约翰·谢尔曼·库珀这样的自由派共和党人，也有乔治·斯马瑟斯这样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他对院内辩论所作的贡献，以细致的事实和冷静的逻辑性而受到了好评。他在委员会里和在全院的独立投票被誉为明智、勇敢和克制的产物。
在他的同事中，他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可能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缅因州的女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肯尼迪在1963年把她称为“一个很可怕的政治人物”。在他为其他新参议员竞选人奔走期间，史密斯把肯尼迪替跟她竞争的一个民主党对手所作的竞选活动看作是对她个人的冒犯。她是持这种看法的唯一的共和党参议员。
另一个“敌人”是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和肯尼迪有很多理由应该接近。没有一个州比马萨诸塞州拥有更多的支持麦卡锡的人。没有一家报纸比波士顿《邮报》更忠于麦卡锡的全部事业。在1952年的参议员竞选运动中，麦卡锡没有在马萨诸塞州发表演说，由于肯尼迪和洛奇两人都拿不准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都没有对他的做法提出疑问。麦卡锡的委员会在1953年曾聘请鲍勃·肯尼迪做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前，他曾到科德角去拜访过肯尼迪家的女孩子们。有一段时间，他还受到过肯尼迪大使①的嘉许。
①指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译者
但是麦卡锡追查赤色分子、左倾分子和追求头条新闻等滥施淫威的做法，往往践踏了那些无辜者的自由权利和情感；约翰·肯尼迪是一个富于理性、通情达理的人，不可能对所谓麦卡锡主义的极端主义无动于衷。他投票反对批准麦卡锡的朋友罗伯特·李去主持联邦交通委员会——这次投票变成了对麦卡锡的实力和观点的一次考验。在这次投票后，麦卡锡在走廊里遇到肯尼迪时总连头也不点便走了过去。麦卡锡还为下列几件事感到很失望：肯尼迪支持查尔斯。奇普”·波伦出任驻苏大使；不顾麦卡锡私下的要求，支持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出任驻西德大使；支持哈奇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该法案使麦卡锡的朋友、当时国务院安全事务的首脑斯科特·麦克劳德无法发表政治演说；以及后来反对提名麦克劳德出任驻爱尔兰大使。（肯尼迪对我说：“对他们想去掉麦克劳德的要求我很同情，他为什么老是挑剔可怜、古老的爱尔兰呢？”）
此外，肯尼迪还是麦卡锡担任主席的政府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麦卡锡一方的眼中钉（麦卡锡又是该委员会所属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当麦卡锡打算委派前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为全体会议总顾问时，肯尼迪担心布鲁斯特著名的那种手法会把小组委员会犯下的一切罪恶又转移到全体会议上来，于是出面拖延并挫败了这项任命。由于科利斯·拉蒙特①拒绝答复有关他所著书籍的质询，麦卡锡想要定他藐视传讯罪，但遭到肯尼迪在委员会中的阻挠……
参议院中的民权问题
①科利斯·拉蒙特，美国知名的作家，专门从事苏联问题的讲授和著作，1943—1946年任美苏友好协会会长。——译者
民权问题在马萨诸塞州不是一个重要的争端，因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的法律和持续不断的种族歧视行为在那里已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了许多年。虽然如此，肯尼迪当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曾参加到两院中拥护民权的小集团中去。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支持取消人头税，支持反对私刑的立法，并支持修订关于妨碍议事活动的规则。在来自新英格兰的众议员中，他是第一个委派一个黑人做他的工作人员的。
1957年，他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温和的、但是创先例的选举权法案。不过他要我查清关于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出的那项裁定，即绕过由委员会审议该法案的做法，是否有任何法律根据。①当我报告说，我从参议院的规则和先例，以及从宪法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而且这会使保守的参议员们在工作权和众议院的其他法案上要同样的花招时，他便支持莫尔斯的没有成功的要求，即民权法案应按正常程序送交委员会，并须在一星期内审议完毕。
①根据正常的表决程序，向国会两院提出的议案均先送交有关的常设委员会，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表决，作出通过、修改或否决的决定，然后再向两院提出，供两院全体会议审议。——译者
许多维护民权的民主党人私下也同意莫尔斯的意见，认为放弃传统程序所引起的恶感会使一个强有力的议案更难获得通过。但是由于他们担心在政治上被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策略所击败，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全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裁定，而肯尼迪支持按正常程序的投票，则被民权派的领袖们谴责为企图在总统竞选中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波士顿黑人领袖们的信件中，在报刊社论和专栏文章里，肯尼迪的投票都受到了攻击。
他在不止一篇演说中曾引用过一首据说是在一个逝世的议员的文件中找到的传奇式的诗篇：
在生命行将熄灭的余烬里，
令我引以为憾的是：
我做“对”了时，没有人会记住，
我做“错”了时，没有人会忘记。
工会的舞弊行为和改革
不过他在参议院里冒着风险去得罪的对象，在传统的民主党联盟的成员中还不止是黑人和南方人。有组织的劳工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的强有力的同盟者。他在参众两院任职期间，始终都在两院的劳工委员会内工作。劳工领袖们赞赏他在众议院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参议院带头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医疗照顾、支援经济萧条地区，以及确定全国失业补助金的标准等。他在劳工方面作出的成绩，用夸张的政治语言来说，是“百分之一千”的。马萨诸塞州的卡车司机工会（他们同他们的全国性领导人所干的贪污行为从来没有什么牵连）一贯是拥护肯尼迪的。但在1957—1959年间，肯尼迪和他的劳工界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十分紧张起来。
为了进一步搜集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当时由约翰·麦克莱伦为主席，罗伯特·肯尼迪为总顾问）最初揭发出的工会贪污的材料，参议院在1957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会舞弊行为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由麦克莱伦小组委员会和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麦克莱伦和鲍勃·肯尼迪继续担任原来的工作，约翰·肯尼迪也应邀参加。
他知道这意味着要拿他同有组织的劳工的良好关系冒险——而且至少有两个想担当国家重任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斯图尔特·赛明顿都拒绝参加。当时还有暗示，说只要鲍勃·肯尼迪“做得漂亮”，全国卡车司机工会就支持约翰当总统候选人。①
①这大概意味着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吉米·霍法原来自认为是民主党内的一个实力人物，但是，在调查开始以后，他竟然说肯尼迪弟兄们一心想打击他，因为他是共和党人。
但是不管这里面有些什么政治陷阱，肯尼迪却很感兴趣。自从他在众议院研究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以后，他对工会内部一些安全保障措施就很感兴趣。作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劳工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他知道他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听证会上所提出的任何立法建议（虽然他放弃了离开劳工委员会而接受另一个委员会职位的机会）。很多已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人所共知的反劳工观点的工会舞弊调查委员会委员们，特别是具有那些观点的南卡罗莱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很想在肯尼迪谢绝当委员的情况下，接替他的位置。这着重地说明了肯尼迪接受这个职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他决定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主持委员会作出有关劳工改革的立法。在他的国会生涯中，他第一次以几年的时间，精力非常集中地，几乎排除一切杂务地专搞一项立法。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是“破釜沉舟”，不争取劳工支持他竞选总统了。参议员本人后来有一次超然地自我评价时——它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抱怨——提到，这“肯定是任何总统候选人所能承担的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了”。
劳工领袖们对他先是冷淡、猜疑，后来则是激烈地反对。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在肯尼迪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大声嚷道：“愿上帝把我们从我们朋友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对此，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说：“米尼先生，我也要说这句话。”机械工人工会主席艾尔·海斯把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独裁者庇隆。其他的人则试图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他。但是这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就一项福利及养老金法案提出并几乎要通过一批反劳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才逐渐勉强地认识到，通过某种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选择的对象是：要么通过肯尼迪的劳…资改革法案，以铲除他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宽恕的舞弊行为；要么就通过诺兰的劳…资关系法案，以限制他们工会谈判的权利。
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多数劳联一产联领袖既支持建设性的法案，也支持他们自己志愿的法规。这次斗争使参议员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劳工领袖们的品质。象贝克、霍法以及他们的流氓朋友这样一伙人很快便从其他人中孤立出来。不过他发现，并不是所有正派的工会领袖都能象霍法那样有效地行使权力。在一次旅途中他对我说，有些人因为多年掌权，已经变得软弱无力，并同他们的工会会员们脱离接触或互不协调了。有些人思想贫乏，单靠他们手下的人和律师来办事。有些人只不过是傀儡，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工会。有些人，象建筑行业和铁路兄弟工会的领导人很有能力，因为他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对会员有影响的问题上，并且对两党的朋友都给以报酬。
企业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弟兄，因为他们揭露了资方同舞弊分子的勾结。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也怨恨这位参议员，因为他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律师对于其会员同舞弊分子勾结，侵吞工会经费的事“显然漠不关心”，而他则对此深表关切。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政客也对肯尼迪弟兄俩施加压力。当那个以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史蒂文森密友的身份闻名的杰克·阿维代表一个当事人要求参议员肯尼迪进行调解时，参议员告诉他，只有总顾问肯尼迪能制止调查。等阿维和他的同事离开，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以后，参议员把鲍勃叫来告诉他，他认为这个请求“令人作呕”。
随着这些反对者的压力增大，肯尼迪的决心也增大了。在拉尔夫，邓根、哈佛大学劳工法专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劳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劳工法的错综复杂细节，并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1958年，肯尼迪一艾夫斯法案在参议院以八十八票对一票获得通过，结果在众议院却被葬送了。1959年，经过在院内长期艰巨的斗争，肯尼迪一欧文法案以九十票对一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于是同众议院所通过的兰德勒姆一格里芬法案一起提交会议进行协商。肯尼迪宁愿通过一项折衷方案而不愿什么法案也不通过，他终于能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删去了十五项限制工会正常活动的条款，同时却保存了他自己的关于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