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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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朝鲜，北朝鲜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参战，而……当我们打到北部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介入”。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

　　　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

　　　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

　　　更为严重的破坏。

　　批评他的人指责这种讲法是奉行“不求胜利”的政策。然而，肯尼迪认为，象“无条件投降”和“没有代替胜利的结局”之类的传统口号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说：“在核时代，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认为，冷战就其传统的意义来说，也不可能“获胜”。他并不希望在冷战中战败。他只希望加以抑制，让它持续地进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让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并防止冷战吞噬掉我们所有的精力，从而损害到其他利益。他说：“用不上打一场核战争，我们想……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

　　他认为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者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他说，这种竞争不会导致我们美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薰陶下期待的那种驰名于世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导致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地“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但是假如自由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争取人们的忠诚的话，“那末我将怀着日益增长的信心展望未来。”

他对共产主义和共处的态度

　　如果那些指责他推行“不求胜利”政策的人说的是，他没有决心把抱着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人从地球上赶走，那末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他谋求制止苏联政权向外的扩张，而不是制止它内部的哲学思想和发展。他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共产党人的侵略和颠覆，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1961年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贵国政府信奉的哲学是贵国自己的事，但贵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则是全世界的事。”

　　在他的任期中，没有什么事改变他关于共产主义具有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观点。这些野心是他决心要反对的。但是仅仅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不构成危害我们共同的生物利益的理由。赫鲁晓夫在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挪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漂浮不沉，不管一个人把自己列入哪一类。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一切的战争是必需的。在每一次危机——在柏林、东南亚和古巴——的高峰或结束时，他都力求同赫鲁晓夫接触，以便回到协商的道路上去，并防止暴力和猜疑再度滋长。

　　从就职之日起，肯尼迪就不把共产党人称为“我们的敌人”，而称为“那些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人”。他说，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说话温和但手执大棒”，是“我们大家奉行的一条很好的准则”。“我产的言论只需要表达信念，不需要带来战争”，1963年在达拉斯准备发表的那篇演说稿中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强大，我们的实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言论。如果我们软弱，我们的言论也毫无帮助。”

　　1963年，他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由古巴导弹危机中所显示出的实力作为后盾——向共产主义制度伸出了橄榄枝。他说：

　　　　　我们认为共产主义非常令人嫌恶，因为它否定了个人的

　　　自由和尊严。但我们仍旧可以为俄国人民所取得的许多成就

　　　向他们欢呼祝贺。……即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或社会制度极其

　　　邪恶，也不应就此认为它的人民缺乏美德。……世界和平……

　　　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爱他的邻居……只不过要求他们在相互容

　　　忍的情况下共同生存，使他们之间的争端得到公正与和平的

　　　解决。

　　1961年，他对《消息报》编辑的讲话更为大胆：

　　　　　如果各种观点都有机会公平地表达之后，有哪一国的人

　　　民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实行共产主义制度，那末美国将会接受

　　　这种局面。我们所反对的……是一个小小的好战集团采用颠

　　　覆手段强制实行一种制度。……如果苏联仅仅寻求……维护

　　　它自己的国家安全，并允许其他国家按照各自的意愿生存

　　　……那我相信，当今引起种种紧张局势的那些问题就会迎刃

　　　而解了。

　　就西方的防御和外交能够影响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演变而言，他希望要防止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支配力量出现在北京而不是出现在莫斯科，要防止这种政策由斯大林的追随者而不是由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去制订，要防止这种政策谋求向外扩张而不是向内扩张。他知道，莫斯科同北京一样，也相信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获胜，而且可以预料，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也会利用一切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这种野心。但他希望美国和盟国的力量和政策到时候能说服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懂得：安全地或廉价地通向主宰世界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渠道都为进行真诚的谈判而敞开，引起苏联担心的任何真正的理由都可以和平地消除，而取得和解的现实、有效的步骤——这能使莫斯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国内——会增进双方的利益和安全。

和平的工具

　　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他的办公室的地毯图案中编织的总统印信上，大鹰面对着和平的橄榄枝。在天花板上那个较旧的印信图案中，大鹰面对着战争的箭。下一章将叙述肯尼迪如何加强这些箭。但是，正如前几页所明确阐述的，他的目标是和平，他致力于裁军、联合国、外层空间的探索以及援助不很幸运的国家的人民，使这个国家的橄榄枝变得有所加强。

一、裁军

　　肯尼迪在竞选中曾抱怨说，政府中从事裁军工作的人员连一百名也没有，而且又分散在各机构中，因此他后来新设立了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上第一个这种全面的、专门的研究和计划机构。这个机构经一个共和党人约翰·麦克洛伊筹备了一个时期后，于1961年成立起来，由另一个共和党人威廉·福斯特担任署长。它闯过了国会的反对——以及为这机构名称的一些愚蠢的争论——体现了为提出具体裁军建议所需要的科学、法律、军事和外交等各种人才的大结合。虽然该机构的工作并不十分成功，而且，同已采取的裁军措施没有多大关系，它对迫切的小问题（如防止突然袭击的联合措施）和长远的大问题（如所有军备生产停止时所必需作出的经济调整）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一位宗教领袖向总统抱怨说，该机构领导人中的一个有威望的企业家始终没有专门从事过和平运动的工作。但总统指出，即使是老资格的和平信徒也不会改变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反对态度。他还说：“你相信赎罪，是吗？”

　　在赎罪这个问题上，总统本人倒有过一定程度的经历。他原先在裁军方面的兴趣大多是出自宣传的原因——希望影响中立国和“世界舆论”。当裁军计划的制订人员在为1962年春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作准备时，总统告诉他们，要他们拿出“不是十分复杂、十分谨慎以至完全缺乏力量和号召力的”反提案，去对付苏联提出的笼统的、过分简单的提案。不过他越来越认识到，在搞军备方面不存在最终的安全，甚至在我们储存的核武器有所增加时，紧张和危险也在增长。他逐渐地、但仍然有点怀疑地开始认为，裁军是确实能实现的，他在军备竞赛方面花费的钱也总有一天能用到卫生和教育事业上去，而且这个新机构在白宫大力推动下为他的政府制定的计划，也是朝着他并不指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能实现的目标前进的一个良好开端。

　　总统认为不应让俄国人垄断“全面彻底裁军”这块招牌，因而在自己的提案中也采用了这个不现实的名称，尽管有人担心，认为就连这个词也是共产党的花招。美国的计划同苏联的计划大为不同——特别是美国要求检查每一国家可能保存的不论何种武器，而不只是检查它所销毁的武器。美国计划还要求分阶段达成全面裁军，同时为了监视而建立起平行的维护和平的新机构来。在这方面美国的计划也比苏联的现实和具体。在日内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裁军问题举行的会谈，是他们最黯淡的一次会谈。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还没有订出自己的计划，而两人中看来也没有一个人对苏联的计划十分熟悉。但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冠冕堂皇地大谈起全面彻底裁军——把它说成太平盛世，到那时监视将无关紧要，禁止核试验与之相比也已经无关紧要了——至于太平盛世怎样才会出现，他只字未提。

　　对于象苏联那样一个迷信保密的封闭社会的领袖们来说，外界对他们国家进行监视这个概念是不堪设想的。“一种极权制度不能接受那种确实是合乎需要的监视……因为（它）只能在保密中存在下去，”总统在三人电视会见中这样直言不讳。后来，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认为，照相机确实正在成为我们最好的监视员。”他也许是指U－2飞机对古巴的空中监视。但公众也日益知道，尽管美国飞机不再侵犯苏联的领空，在高空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却监视着地球的每个角落。从外层空间进行观察犹如从公海上进行观察一样，是合法的。但是它要有效得多，而且使监视和保密的种种争议多少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使总统惊异的是，苏联谈判代表于1961年秋天同意把美国关于裁军的一项新的“原则声明”作为联合宣言，但是关于对保留的武器进行监视这一很童要的问题却不包括在内。这样，他们便接受了他们长期加以反对的若干问题。但是总统说：

　　　　“所有涉及原则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且

　　　单靠原则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向苏联提出挑战，目的不是

　　　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而是展开一场和平竞赛：一步一步，一

　　　阶段一阶段地共同前进，直到确实取得全面彻底的裁军为

　　　止。……

　　　　　今天……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的一柄

　　　核剑之下。这柄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可能

　　　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除非人

　　　类在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

　　　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象恐龙一样，变得无法加以适当的”

　　　控制，而人类也就会象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二、联合国

　　以上的讲话是引自1961年9月约翰·肯尼迪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当时正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是它十六年的历史中最为关键性的时刻。苏联对联合国在刚果维持和平的行动特别感到恼怒，它正在从财政方面慢慢地扼杀这个机构，破坏它的发展，它还坚持设三个秘书长而不是一个秘书长，每一个代表一个不同的集团（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每一个有权否决其他两个的决定。

　　这个通称为三驾马车（由三匹马并排拉着的一辆俄罗斯运货马车）的原则如果付诸实行，那末联合国就会永久瘫痪。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原则来是由于对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感到愤怒，指责“他乔装成一个中立人士……”。他在维也纳对肯尼迪总统说，只有中立国家，役有中立人士，并说刚果事件给苏联上了一课——联合国竟然能够干出损害个别国家利益的行为。他说，苏联并不谋求控制这个组织，但是也不希望美国来加以控制。他继续说，美国在联合国掌握着多数，可是时代是会变的。联合国不是一个议会，所以多数原则在那里是行不通的。有了三个秘书长，那就谁也不能奉行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了。

　　那时，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主席能做到撤换哈马舍尔德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相反，哈马舍尔德正在一天天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意义。更有力量的工具。但是1961年9月18日星期一早晨，正当肯尼迪在科德角乘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时，他接到了一份令人悲痛的电报。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了。总统同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