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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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自己的助手们共同工作，以便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行政问题——包括财政、交通运输、膳宿供应、同新闻界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处理来自国家首脑、祝愿者、求职者、老朋友和无数其他人士的大量来信……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就职典礼制定种种计划，对有关的人和事都要考虑周到，不能有所疏忽，要商定好一个适当的继任者去接替他在参议院的席位，要出售或转让他所拥有的股票以避免发生利益方面的冲突，并且，还要写一份就职演说稿……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国会的组织工作制订计划（国会将在他就职前召开），要准备一份可立即列入咨文和法案中去的立法纲领，还要为美国的各项问题——外交和内政的——制订出种种具体政策和计划，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作为总统即将负责处理的。

　　这些问题数量之多和性质之复杂，换了别人很可能被搞得头昏脑胀。战后世界变化万千。但是这个国家对于作出种种必要的变化似乎持着一种冷漠和反对的态度，这就妨碍了进步。那种无休无止的、总是令人沮丧的“冷战”，反而增加了那些以简单手段解决问题的极端分子的号召力。参议员肯尼迪在年初就曾说过：“我认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要溜之大吉，所有的事情都要落到下一任总统的头上来了。”

　　1957年10月，苏联在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新的冷战攻势来影响全球。这场攻势的赌注押在西方面对核讹诈而出现的分裂，以及不发达地区出现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上面。在随后的三年里，西柏林的自由受到了苏联一份最后通牒的威胁，这份通牒是以苏联所炫耀的对准西欧的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后盾的。南越的生存遭到了由河内共产党政权所策划和支持的游击战术和恐怖活动的威胁。老挝的独立受到亲共叛军的威胁。苏联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包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为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为印度建造钢铁厂，以及向阿尔及利亚的叛乱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人竞相在加纳、几内亚、马里，特别是在局势混乱的刚果建立一个中非基地。通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统治及其颠覆拉美的运动，俄国人在西半球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赤色中国则忙于建立由其保护国组成的亚非集团，以及制造它自己的原子弹。

　　相对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太分散了，军事费用不足，以致无力承担我们在全球的义务。我们致力于发展导弹和探索空间开始得较晚。象我们军事潜力的灵活性一样，我们的对外援助也是不足的，而在发展中国家里，人口和贫穷的增长率都比它们国内的资源和我们的援助增加得快。联合国弄得一团糟。巴黎首脑会议的失败，以及日本和委内瑞拉国内的反美暴乱，使得民主势力似乎处于守势。我们的各项政策在拉丁美洲未能配合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新生力量；而在西欧我们的各项政策也没有能同争取经济统一和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的前进步伐相一致。当我们谈到人类的平等，谈到我们希望裁军，或者谈到我们为保卫自由承担的义务时，其他一些国家也捉摸不准我们的意图，不知道我们讲的是否真正算数。

　　在我们国内，我们还要受到更多的恶报。七年内发生的第三次经济衰退，造成了二十多年来最高的失业人数，和平时期美国国际收支出现的创记录的逆差，使我们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受压迫的黑人居民日益感到灰心丧气，给大农场主的补贴越来越多，拥挤不堪的大学教室以及无人照顾的老年公民的数量日益增加——肯尼迪知道，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都不是在民主党的竞选演说里讲讲就行的，而是他即将面临的具体问题，他也知道，这些问题也并不象任何一方的政党人士在竞选中所提出的那样，有着现成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权力过渡中的问题

　　对他来说，七十二天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不过他并非事事都得从头做起。民主与共和两党之所以能够进行历史上最顺利的权力移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布鲁金斯学会①。该学会曾敦促双方提名的候选人在两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为权力过渡的问题作好准备。参议员肯尼迪指派了他在“德鲁·皮尔逊事件”中结识的朋友、华盛顿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他跟布鲁金斯学会的联络员和他在政府交接期间的顾问。克利福德曾做过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还做过斯图尔特·赛明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竞选经理。在这个过渡时期，他经常征询克利福德的意见——肯尼迪对一位来访者风趣地说，克拉克对他并没有要求什么作为报答，只是要求在一元美钞的背面登上克利福德法律事务所的广告而已。肯尼迪以自己独特的作风，又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总统职权问题的权威理查德·诺伊施塔特谈谈他自己对当选总统将会碰到的各种个人问题的看法，并要求他最好不去同克利福德交换意见。

　　

　　①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它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统计、人事和一般情报方面的研究资料，同时也资助学者研究当代的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并发行刊物。——译者

　　在这过渡时期以及在白宫的整个任职期间，肯尼迪将需要一个助手负责行政管理和安排约会，一个助手负责与新闻界打交道以及一个助手负责制订计划和政策。他任命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实际上在他竞选期间就担任了这些工作。他们是：奥唐奈、塞林格和我。我有幸第一个被提出来，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这是克利福德渴望要恢复其以前地位的职位，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位。奥布赖恩和施赖弗则奉派负责为内阁及其他官职物色人材。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鲍勃·肯尼迪，则没有指派具体的职务，但是显然，他仍将出任关键性的职位。

　　为了有利于国家团结，使工作顺利地持续下去以及保持政治均势，诺伊斯塔特建议五个担任机要职务的官员应该是无党派的，肯尼迪应该让这些在职官员继续留任，并迅速宣布此事，以杜绝各种反对的压力和推测。这五个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科学顾问、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肯尼迪只留任了头两个人。据传，头天晚上参加他的宴会的客人们曾建议首先撤掉这两人的职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通知了胡佛先生和杜勒斯先生，①并把他们的姓名列入当选总统发表的第一次新闻公报中。

　　

　　①指联邦调查局局长J·E·胡佛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译者

　　别的事情耽搁了他的行期。在他收到的所有贺电中，他最关心的是对两封来电的答复——法国总统戴高乐打来的一封措辞优雅而动人的电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高唱“和平”调子的来电。为了回复戴高乐的“欢迎，亲爱的伙伴”的电文，肯尼迪求助于他自己的法语和文学老师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并和她一起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富有洞察力的复电。

　　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闹翻之后，曾明白表示不打算再跟艾森豪威尔打交道，要等到他的继任者选出之后再说。他在给肯尼迪的电文中暗示，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多少有点假心假意地要求恢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苏美关系。为了答复这封电文，当选总统叫我打电话给外交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的老朋友“奇普”·波伦。波伦提议的一句话的复电，似乎迹近粗率、不够礼貌。当选总统相信“讲究礼貌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于是自己起草了一份不那么粗暴，但在实质上同样谨慎，而语调则较为友好和抱有希望的回电。

　　即使在当选总统去棕榈滩过宁静生活的时候，行政职权的移交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使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日，他第一次从华盛顿发来了贺电（如果不算头天晚上他意外发来的那份为时过早的贺电），几小时以后，他接着又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拍来了另一份电报，他是到那里去作短期休假的。这第二份来电谈的全是移交问题，提出“在双方都适宜的时间”与肯尼迪会晤，指定首席助理威尔顿·珀森斯作为他同肯尼迪工作班子的联络员，并且表示他的预算局局长、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准备随时提供帮助。肯尼迪叫克利福德去跟珀森斯会晤，叫我去跟白宫和预算局的官员会晤，还叫每一个被提名任命的人去跟与自己相对应的人会晤，他本人则于12月6日和1月19日在白宫与艾森豪威尔会晤。

　　这两次会晤，艾森豪威尔总是先参加会谈，然后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也一起来参加会谈。在这两次会晤中，当选总统都认真地询问了他即将面临的种种问题。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中曾对肯尼迪抱据傲态度，而且显然推迟了同肯尼迪的第一次会晤，直到竞选结果明朗，重计选票也改变不了选民们的意见时他才同意会晤。但这两次会晤后，据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他这方面也发现艾森豪威尔“比我原来想象的好”。他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态度，在第二次会晤后说：“我认为我们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

　　肯尼迪还在11月14日与尼克松进行了短暂的诚挚的会晤。对于后者打给他的有礼貌的认输电报，肯尼迪也复电表示，“这是一次良好的竞赛”，并且表示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你我之间能够保持我们长期以来的诚挚的关系”。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与尼克松的这次没有先例的会晤，肯尼迪从棕榈滩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两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友好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这次会晤当了中间人。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经同肯尼迪会晤，就本着爱国的精神承认了肯尼迪当选的必然性。这就帮助平息了关于竞选舞弊的猛烈指责，打消了重新计票的要求，并解除了南方的无党派选举人的威胁。差距这样小的竞选结果，能够如此顺利地被人所接受，这在别的国家是很少有的。一种友好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气和漠不关心，这些几乎是以往总统权力转移时通常的特点。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一肯尼迪的移交工作充满着一种诚挚的、来往密切的气氛。这就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种约翰·肯尼迪所渴望保持的团结精神。

　　固然，分歧是有的。艾森豪威尔在1月间向国会告别时，将提出一个文件。当我跟艾森豪威尔的预算局官员一起研究那个文件时，显而易见这个文件内所载的靠不住的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各种立法活动、缩减开支和岁入估算的基础之上的，但连他们自己也完全知道，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无意根据改变了的情况去修改他们的预算，而宁愿把预算赤字推给肯尼迪负责。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则认为，在他负起全部责任和掌握全部情况之前，就去参与、承担，甚而评论和咨询即将卸任的政府在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期内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派遣使节到西欧去改善收支平衡情况和断绝同古巴的一切外交关系——那是既不适当又不明智的。

　　在总统一级以下，政府各部门移交工作的情况各各不同。一位新任命的官员对我们说，在他们研究移交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前任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劝他留用那个即将离任的官员的私人秘书。我在同和蔼的威尔顿·珀森斯将军——他继谢尔曼·亚当斯之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助理——的会谈中，了解到很多情况，它进一步证实了肯尼迪取消那个职位的种种职责是明智的。这些职责包括：未经珀森斯的初步同意，任何备忘录、信件或公文都不得送呈总统，总统也不能约见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白宫助手，唯恐这些人会使总统“应接不暇”识有在白宫新闻秘书认为必要时，才让少数记者（如果有的话）访问总统；此外，还有一些更适宜于由军事指挥系统中参谋长负责的类似职能。尽管我在当时曾对珀森斯未交出他曾答应给我的一份有关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清单而感到不快，但我现在明白了，白宫各个职位的私人性质和政治性质，会使开出的那份清单显得纯属空想。

　　在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