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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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17—1963）是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本书着重叙述肯尼迪在执政期间推行其国际国内政策的政治生活。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时，美国正面临着生产过剩和金融危机的严重局面；在国际上，美国的实力地位也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肯尼迪以“新边疆”开拓者的姿态进入白宫，煞费苦心地力挽颓势，最后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遇刺身亡。在他执政的一千天里，他大力改组白宫，扩大总统权力，并重用一批学者、教授、“智囊人物”，协助他制订新的美国全球总战略和重要的内外政策。他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以确保美国在核军备、空间竞赛和非核武器方面的对苏全面优势；在1962年10月举世瞩目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又顶回了赫鲁晓夫的恫吓讹诈，在这场苏美军事对抗中占了上风。在国内，他以强硬的手腕压住了美国大公司的钢铁涨价，实行赤字预算和减税等财政措施，使美国经济一度出现了较明显的回升。他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战略策略思想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却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书作者西奥多·索伦森先后当过肯尼迪的参议员助理（1953—1961）和总统特别顾问（1961—1963），追随肯尼迪左右达十一年之久，是肯尼迪的头号亲信兼捉刀人，曾参与美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掌握许多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但作者在书中不少地方吹捧肯尼迪，对有些问题的叙述也不符事实，例如污蔑中国侵略印度等等，希读者阅读时注意。尽管如此，本书对于研究美国的现代历史和政治生活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反映肯尼迪的个人风格和制订政策的考虑方面也颇具特色。

　　原书共有二十五章，由于篇幅较大，我们摘译了其中的二十二章，译文经叶治同志统校。在翻译时还删去了一些比较琐碎的细节，如有错误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198O年8月










肯尼迪序言






序言

　　在浑浊的波托马克河对岸，一片苍翠而平坦的山坡从林肯纪念碑迤逦升向罗伯特·E·李①的故居。人们在晴朗的秋天；从这座山的半山腰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大部分庄严气象。三座大理石塑像和纪念碑②——为纪念那些在其总统任期内把政治机构缔造成为一个代表权力和仁爱的工具的人而树立的——使衷心感激的国民想起，在国家受到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他们却有幸拥有几位最伟大的领袖。远处，国会大厦的圆屋顶覆盖着一个智慧与愚蠢、总统的抱负与敌意的对抗、种种政治理想与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较量的场所。右边矗立着迷宫似的五角大楼，它在总统的统率下指挥着关系到我们安危的庞大的武装力量。在这片绿草如茵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铭刻着“应征的美国青年战士之墓”的朴素墓碑。这使我们想起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往左，远在一片绿树屏障的后边，隐藏着一座白色沙岩建筑物，这就是行政权力机关所在地，在这里，上演着比世界上任何舞台更多的英雄戏剧，既有喜剧又有悲剧。

　　

　　①罗伯特·E·李（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同盟军总司令。——译者

　　②指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第三届总统杰斐逊和第十六届总统林肯的纪念碑。——译者

　　1962年10月20日，就在这样一个晴朗的秋天的下午，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站在白宫二楼后走廊上凝视着这片景物，谈论着他几乎从来没有谈论过的生与死的问题。他的弟弟，司法部长，同我们呆在一起，有时也有一些其他人同我们呆在一起。在走廊门另一侧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在几分钟之前刚刚开完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美国和苏联这两大核强国，正面临着在具有相互摧毁能力以后的第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苏联船只将在加勒比海受到美国海军的拦截。其原因是苏联在古巴岛上设置了导弹，其后果则肯定将影响到全世界。

　　我们在那个凉爽的、充满阳光的后走廊上的谈话，并不完全是忧郁的。仅仅三星期以前，我们为了密西西比大学里的一场人权斗争曾通宵工作。这场斗争曾号称为本世纪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总统大概就是想起这件事以及他所肩负的其他重任，所以他走到僻静的走廊上所发的第一句议论就是：“嘿，这个月我们可没有白领薪金。”

　　我们平静地谈论着他所作出的决定以及刚刚结束的会议。他说，“你不能不钦佩艾德莱①。甚至在人人都责骂他的时候，他还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谈到这次危机对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总统正打算中止作为一位行政首脑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中期竞选运动的其余活动。他猜测（事实证明他猜对了），这次危机将使那些一直主张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共和党人得到好处。“你们相信不相信，”他含讥带讽地说，“霍默·凯普哈特②是我们时代的温斯顿·丘吉尔！”

　　

　　①指艾德莱·E·史蒂文森（1900—1965），肯尼迪任内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译者

　　②霍默·凯普哈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他在导弹出现于古巴之前，就主张对古巴实行封锁。——译者

　　我们用比较严肃的语调平静地谈论着核战争的可能性。正如大约十六个月前的柏林危机时那样，他在感情上最严肃地关怀着残杀儿童的问题——这问题关系到他自己的子女和所有的儿童，他们对大人的错误既不怀恨也没有责任，但他们却比任何别人都将蒙受更为深重的蹂躏和屠杀。不到两年前，在他儿子约翰出生之后，他曾经沉思地朗诵倍根的这句话：“有妻子儿女的人已向命运交了人质。”这时，他所谈论的不仅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尚未出世的在内。他说，“如果不是考虑到他们，考虑到那些甚至还没有诞生的婴孩，那么作这些决定就要容易多了。”

　　约翰·肯尼迪不想要战争。一年以前他就说过，战争不再是“一个合理的供人选择的办法了”。在白宫里，他为制止和预防战争所花的时间，比为所有其他问题所花的总时间还要多。这时，战争的阴影赫然浮现在地平线上。软弱肯定只会促使战争爆发，强硬也不一定就能避免战争。只要他走错一步，辉煌的文明便会毁灭，可是就连所有正确的措施，结果也可能还是错误的。我心里不由得想起他在接受总统提名时说过的一段话：

　　　　　全人类在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想看

　　　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

　　　试一下。

　　这时，他突然使气氛再一次轻松起来。“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他笑嘻嘻地说，“白宫的防空洞容纳不下我们全体人员。”我们互相开着玩笑，说谁有资格被列入进防空洞的名单。

　　随后，他作了几项指示：在同空军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之前，暂时不作决定；在他于星期一夜晚宣布之前，暂时把决定保密；以及重新草拟他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演说。他并没有显出一点热狂激动或垂头丧气的神情，始终保持着我经常看到的那种满怀信心的镇静。尽管这一星期排满了令人疲乏的会议和行程，他的嗓音还是生动有力，发的命令也是干脆而明确的。后来，我回到自己在白宫西侧的办公室去起草新的演说稿，他那良好的情绪使我感到无限振奋，他那深厚的感情使我感到无限温暖，而他的沉着坚定又使我感到无限鼓舞。

　　几分钟后，总统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注意到道格·狄龙①所说的关于丘辟特导弹的那些话吗？”我说我注意到的。那天下午的会议曾谈到上届政府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丘辟特地对地导弹很容易受到苏联的袭击，而苏联人似乎有可能想把自己新近设置在古巴的导弹说成是和美国设置丘辟特导弹对等的东西。肯尼迪的财政部长狄龙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他当时在会上插话说，丘辟特导弹实际上是因为上届政府发现它们对美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才强行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

　　

　　①即道格拉斯·狄龙（1909——），美国狄龙…李德财团的头子，又是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之一，历任美国驻法大使、副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职。——译者

　　约翰·肯尼迪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是否确实已把这个情节记录下来，往后好放进我们要写的那本书里。”我象往常那样地回答他说，“你是说你要写的那本书吧，总统先生。”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代替他当时想要写的那本书的。本书尽可能地反映了他一生中最后十一年所持的见解；尽可能地使用了他的词句和思想；尽可能地说明他思考问题的依据。

　　我深信他本来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在他进入白宫的头一个月里，他说过：“最近有人说，不论我当一任还是两任总统，我都会发现自己卸任时正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年龄——再开始搞一项新事业吧，已嫌年纪太大，写回忆录吧，又还太年轻。”但在几次谈话中，他都曾对我明确表示，他打算一离开白宫就写回忆录，至少先写他担任总统期间的经历。这很可能是一部长篇著作的第一部分。

　　这本来会成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的。创造了那么多历史的美国总统中没有几个人具有象他那样的历史意识或写作才能，也没有几个人乐于象他那样开诚布公。他不仅能够客观地估量自己的行为，而且深切地关心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当代的选民会怎样估量他的行为。在这方面，大多数政治家都望尘莫及。他自己对于担任公职的回忆将构成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它具有材料翔实、惊人坦率、风趣而精明等特点。为他写传记或编年谱的作家，没有人能指望写得象他那样好的。

　　而且，凡是向往这项工作的人首先必须知道，肯尼迪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而且也是历史和传记著作的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他凭自己的本领赢得了普利策传记奖金。在他为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而进行调查研究时，他对优秀传记的贫乏表示惊异。在担任总统的岁月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取决于写历史的人。当今一贯不正确的新闻报道使他怀疑，研究他这个时代的人将来究竟会对这些报道相信到什么程度。当密西西比州议会就1962年在州立大学内发生的冲突事件拟定一份官方报告时，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肯尼迪弟兄指挥的倒霉的联邦法院执行官员身上。当时总统曾说，这就是一代以后的学者们将要仔细衡量的那种地方文件。他还说：“这使我怀疑，我所知道的联邦重建时期①的种种弊病是否真的全属事实。”

　　

　　①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部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时期。——译者

　　他把最严格的检验尺度应用到写他本人的作品上面，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在他出任总统之前，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选择余地，那时他对谁为他写传记就已经很挑剔了。他注意到，写他事迹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不可避免地大半都互相抄袭，它们重复着同样的神话、谬误、断章取义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经驳斥过的辩解。（一个特别恶劣的例子是，人们经常反复指责当肯尼迪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在哈佛大学一个研究班上所发表过的言论。在这种指责已经彻底破产的十年之后，它们居然还在流传。）1958年，他在其接触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气力去制止一本计划中的他的传记的出版。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称为肯尼迪的密友。事实上，参议员肯尼迪认为此人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材料，并且既不客观也不可靠。

　　他的这种反应部分是出于他对人家的批评过于敏感。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是否会准确地描绘自己感到关切。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关的档案和事实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给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写出和出版了写到他出任总统前为止的唯一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传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以为伯恩斯会写一首颂歌（伯恩斯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识界中的地位，将使该书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具有预期的那种高度。

　　等他进入白宫以后，他对历史的关心仍一如既往。他相当注意将要保存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