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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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除了不可靠外,更奇怪的是它的随意性,比如,为什么单挑某个细节而放弃别的?那么在当事人之间,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呢?顾城死后,顾彬写了一篇文章《片段》:“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北岛来到天安门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包饺子,北岛的妻子、画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干活,顾城和我便坐在一张沙发上,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
空山(2)
…
我还是为顾彬的记忆感到吃惊。他好像个巫师,用魔法召回某个苍茫暮色中众多的细节。我们住在崇文门西打磨厂街,离天安门很近。为什么选在国旗下?大概那是全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了。那天黑得早,空气冰凉。我以一个酒鬼的敏锐,注意到挂在他车把塑料袋里的半打丹麦嘉士柏啤酒(肯定是友谊商店买的)。趁着夜色,我带他匆匆穿过五进院,一股冬储大白菜的霉烂味道。把车支在家门口,推门,灯火辉煌(和外面的黑暗相比)。我们家并无长沙发,顾彬顾城对坐在两张包红布的小沙发上。起初顾城像个胆小的动物,怯生生的。顾彬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鼓励,他开始谈文革,谈法布尔的《昆虫记》,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那天谢烨肯定在,她一边包饺子,一边赞许地看着顾城。那天除了丹麦啤酒,我还跟顾彬干了好几杯“衡水老白干”……
八九年后我在北欧漂泊,常到波恩去看顾彬,他总是用白酒款待我。顾彬会做一种麻辣豆腐汤,热气腾腾的。我和顾彬相对无言,频频干杯。这时候好心肠的穗子插进来,她担心我有一天漂泊结束回国找不到工作,建议我学开车,将来当个出租司机,要不好好学英文,当个导游什么的。
顾彬穗子两口子在编一本名叫《袖珍汉学》的德文杂志,忙得天昏地暗。而大学图书馆的经费有限,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买书订刊物。他们住处的空间越来越小,书越来越多,铺天盖地,洪流般席卷一切,最后涌向楼道。我就睡在书堆中,跟那些书一起做梦,硌得我腰酸腿疼。
顾彬是个真正的清教徒,虽然既有老婆又喝酒,我的意思是指他对自己苛求到了极点。不管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他肯定坐在桌前写作备课。他扛着箱子送我去火车站,累得呼哧带喘,但从来不叫出租车。更别提散步了,他用儿童车推着儿子大踏步前进,害得我一溜小跑。我才知道什么是苦尽甜来:在这长途跋涉的尽头,我们坐在莱茵河畔的酒吧喝啤酒,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后来他连酒也戒了,只喝牛奶,为了有更多的力气著书立说,养家糊口。他和前妻有一女,正读大学,穗子又生了两个男孩,嗷嗷待哺。租了多年的单元被书占领,只能上资本主义的圈套,分期付款买房子。一个教授的工资紧巴巴的。可惜再到他家,我只能自酌自饮,十分无趣。喝得醉眼朦胧,见顾彬又去噼里啪啦打字,无奈,长叹一声,便倒头昏然睡去。
三
德文原书《空山》的副标题是“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顾彬认为早在六朝时代,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前,中国文学就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人们把风景看成是独立的部分,从而探求把握其美。他把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而这种自然观的发展又与贵族的生成密切相关。他在书中旁征博引,见解精辟。让我惊奇的是,一个老外居然能把中国的家底理得头头是道。《空山》这书名来自王维的五言绝句《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刘小枫跟我聊起顾彬的《空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俩是好朋友:一个从西方走向东方,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依我看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
九七年十二月我在巴黎开会,转道去波恩大学朗诵。顾彬带我到附近山坡上的墓地去散步。那天天色阴沉,含雨未落。穿过墓地的小路湿漉漉的,蜿蜒向前,引导我们这些迷途的生者。
墓地的阶级界限分明,对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同:有钱人到死都在炫耀财富,把坟墓盖得金碧辉煌,而那些作家艺术家的坟墓简朴自恃。
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顾彬把哲学家、表现主义画家、被纳粹杀害的牧师一一介绍给我。我问起顾彬的信仰问题。他盯着他那双向前甩动的大皮鞋好一阵,抬头望了望炭笔画似的黑色枝条,慢吞吞地告诉我,他还应算个新教徒,礼拜天常去波恩大学的小教堂,听神学系教授的演讲。刘小枫说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不是基督教徒。我想顾彬也是如此,信仰与内心的痛苦有关,并不注重外在的形式。但我的疑问是:他真的是迷途知返了呢,还是继续向东方的“空山”逃遁?我没问,有些事儿是不能刨根问底的。
顾彬是个诗人,诗人有权利不解释他的作品。我读过他早年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他的诗集今年年底就要出版了。他为我写过三首诗,但找不到合适的人翻译,至今留在我不能进入的德文之夜中。
去年春天,顾彬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教书,其间带全家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他们的俩儿子跟我女儿很合得来,楼上楼下疯跑。穗子不再劝我去当出租司机或导游了,工作八字没一撇,眼看着该退休了。她还是对我的生活忧心忡忡,问这问那,东张西望,查看其中有没有什么裂缝。
我还是顺应穗子的美好祝愿,既当司机又当导游,带他们一家去旧金山。在某些方面,顾彬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比如,他事先买好德文的导游书,不仅仔细读过,而且坚信此书的权威性——你看,旧金山有三颗星,没错,我们就去那儿。还有一点,他对博物馆、植物园,甚至路边的每块牌子绝不放过,从头读到尾,贪婪得像美国胖子对所有炸锅里捞出来的东西一样。
…
空山(3)
…
我发现,自打我跟顾彬认识以来,我们经历的时间似乎不是直线的,年份与私人事件、媒体与孤独、友谊与暴力全都交织在一起,倒更接近东方式的循环。以致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一直坐在一起,对已发生或未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他弟弟家的最后一夜,顾彬带我到丁克尔斯比尔市中心。每天晚上九点半,从教堂出发,一个古代装束的守夜人,扛戟掖着牛角,带领浩浩荡荡的看客,在饭馆酒吧之间巡游。这是个古老的传统,保存到今天变成了旅游节目。他先吹响牛角,再扯起嗓子按古老曲调唱歌,歌词是即兴编的。侍者应声端来一杯葡萄酒,先由守夜人尝尝,再让大家分享。记得在等待守夜人出现以前,我跟顾彬坐在教堂边的石凳上,默默地观望灯火明灭的小镇。除了汽车电灯,这一景致几百年没多少变化,消失的是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旁观者。
我忘了那小镇的名字,打电话问顾彬。第二天早上他发来传真。纸上除“丁克尔斯比尔”外,只有他的中文签名“顾”。那白纸好像空山,他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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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博鲁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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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名片是件头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个深蓝色塑料盒里挨个翻一遍。当那些名字匆匆掠过,你会发现,刨去那些你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大多数,你讨厌的人远多于你喜爱的人。找名片有点儿像参加个热闹非凡的聚会,人们在辨认、呼应、回避、勾心斗角……当然必要的话,你可以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撕碎,扔进垃圾箱——这绝不仅仅限于理论上。你还会发现,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说来这不奇怪,我们迟早都要从自己的名字后面隐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鲍尔·博鲁姆(PoulBorum)都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朴实无华,淡蓝色的名字下面印着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电话。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了两年书。奥胡斯虽说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国的县城大不了多少。那儿的海永远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九一年秋,我的丹麦文的诗集《霜降时节》出版了。我那天下课回家,在门口碰见房东乌拉夫,一个离婚鳏居的退了休的建筑师。他告诉我,今天报纸上有篇关于我的新诗集的书评,约我晚饭前到他那儿坐坐。乌拉夫住一层,客厅宽敞明亮,半开的玻璃窗映着金红色树木。一台索尼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他先斟了两杯西班牙开胃酒,找出报纸,把书评逐句翻成英文。他过高估计了我的英文水平,我听得稀里糊涂的,但大意是表扬,这从乌拉夫的脸上就能读到。他为有我这么个既能上报纸又能按时缴房租的房客而骄傲。
第二天,我的老板兼丹麦文译者安娜(Anne)告诉我,书评的作者是博鲁姆,丹麦诗歌界的中心人物。他除了写诗翻译,也搞评论拍电视片。他曾在报纸开了个专栏,把丹麦以至北欧的诗歌彻底清理了一番。他用词尖刻,以诗划界,把大多数诗人扫地出门。这专栏被人叫做“博鲁姆法庭”。安娜还告诉我,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中包括博鲁姆的一首诗,还有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Inger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当时除了中文这个随身行李外,我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安娜转达了博鲁姆的问候,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战战兢兢拨通电话,好像对方是上帝。“我是博鲁姆,”他说,声音平和,略有点儿沙哑。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让我结巴。这种语言上的不平等,势必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幸好他的态度真诚友好,否则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见面。
哥本哈根跟奥胡斯不一样,是个国际都市,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后一站。我当时护照签证都有问题,不能离开丹麦边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错了火车。我胆儿还挺大,竟睡着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差点儿坐到德国。幸亏检票员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非得卡在官僚机器中间不可。
博鲁姆先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及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间系着宽板带,脚登铜头高统靴。整个一个黑手党教父。这装束是打哪儿来的?我认识不少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来他是那种拒绝根据场景更换服装的人。
博鲁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栋古老建筑物的三层,复杂得像个迷宫。下午五点半,哥本哈根早已进入夜晚。几盏台灯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细节:电传机、纸条、唱盘、文件夹等。昏暗的灯光把我们引向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私人图书馆:书架纵横排列,所有书名输进电脑,按字母顺序。博鲁姆告诉我,他有五万多册藏书,绝大部分是诗集。他按字母很快找到我的几本瑞典文和丹麦文的译本。有个小伙子正帮他整理图书,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鲁姆东拉西扯,忙这忙那,但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看看表说他在饭馆订了座位,于是打电话叫出租车。我跟他穿过一串儿房间,开后门,锁上,再踏上个狭窄的老式电梯,好像是通往地狱似的。电梯慢吞吞的,吱嘎作响。我们像母腹里的双胞胎挤在一起。一盏小灯照在博鲁姆的秃瓢上,他显得表情古怪。电梯终于停下来,没有地狱,外面的空气又冷又新鲜。
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国餐厅,我假装内行,点了一瓶波尔多红酒。侍者显然认识博鲁姆,毕恭毕敬,为他点上粗大的雪茄。他像蒸汽火车头一样开动了,环绕着我们的话题。他告诉我,我的很多诗都看不懂,但他喜欢。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及其他美国诗人,我才知道,他在美国住过很多年,参加过“垮掉一代”的活动。两杯酒下肚,博鲁姆先生变成鲍尔。仔细看,他长得慈眉善目,但有威严,像个庙里的方丈,这跟他传遍北欧的凶恶名声不相称。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误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这种误解罢了。他喝酒谨慎,每回只抿一小口。相形之下我喝得太快,有朋友说我酒胆比酒量大。我们又要了一瓶,我渐渐有些不支了,一阵晕眩,他的声音消失在吐出的烟雾中……
待我睁开眼,鲍尔正关切地盯着我。你没事吧?他说。
怎么,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睡了半个来钟头。
对不起。
这没关系,你累了。
我他妈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