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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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热水澡，返回赌场。走背字，六千镑倒流回去。叫出租车，赶到朋友家，钱还没寄。呜呼，两千镑没等老太太听个响，就烟消云散。当夜，九千镑全部奉还，又搭进四千镑。
大郭的老婆是英国人，闹到赌场，老板无奈，只好取消了他的会员资格。
那是八八年春节，我和郭氏兄弟在曼彻斯特表演。我念诗，没人在意。他们哥俩可把老华侨吹得热泪盈眶。会后，在唐人街找了家饭馆，点了几样经济实惠的小菜。酒足饭饱，大郭讲起这故事——他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说到结局，他并不服气，狠狠说：“我他妈深知其中诀窍。只要再有一万镑，我准能捞回来。”我想这正是赌场老板乐得听见的，这种复仇心理，才是赌场致富的秘诀。
我后来去英国，打听郭氏兄弟的下落。据说还在街头表演。那凄厉的中国民乐，必含有那一昼夜的悲欢，更加扑朔迷离。
二
说起中国人在海外赌博，那故事就多了。中国人好赌，我想这和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倾向有关：信命运不信鬼神。加上漂流在外，文化隔膜，语言不通，又不想跟自己过不去。怎么办？
…
赌博记（2）
…
赌场起码人多，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语言与文化上的障碍。您只要一比划，谁都懂。再说赌博至少给人以希望，今儿输了还有明儿呢。撞上大运，那就是一辈子荣耀。
九五年夏天，我从巴黎搭车去德国看朋友，认识了开车的小赵，一个纯朴小伙儿。他原在德国一所大学读书，觉得无聊，转到一家肉食公司的冷库打工。工资高，但德国人不乐意干，都包给第三世界的弟兄们。要说这活不难，一接提货单，立马穿棉袄进冷库，半扇猪，五只鸡，扛上就走。可千万别磨洋工，否则自己也给冻上了，得等到下张提货单才会被发现。下班没事，小赵跟着去了几趟赌场，把细节看在眼里，在冷库干活时暗自琢磨，终于悟出轮盘赌的关键所在。
我在德国那几天，他辞了冷库的差使，改去赌场上班。赌场比冷库温暖多了，不必接触动物尸体，还有人侍候。他每天回来，神采飞扬。数完马克，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他分析当天的案例，画出曲线，总结规律，除了个别误差，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眼见着人类赌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劝他每次不要赢得太多，否则让赌场盯上，列入黑名单。这担心是多余的。三个星期后小赵又回冷库干活，欠了一屁股债。
其实赌场是不怕你赢的。十年前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有个老头拉联网老虎机，中了三十万美元的大奖。赌场的人过来祝贺他，给他开支票。老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要支票，要继续玩下去。三天后，他不仅把三十万全部输掉，还得到一张两万多美元的税单，只好回去变卖家产。对赌场这是最有效的广告，当时就见了报。
手气这玩意儿，像命运，的确难以捉摸，连开赌场的也不得不信。玩二十一点，庄家连输几把，马上换人，其实就是换手气。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场，相生相克。若庄家是个悍妇，横眉立目，玩牌于凶猛的股掌之中，让你先凉了半截，哪敢有求胜之心？太老的男人则有成精的嫌疑，更令人生畏。有一回我在雷诺玩二十一点，正连连得手，庄家换人，换上个老头，连眉毛都白了。论岁数，他二十年前就该退休了，必是赌场的镇山之宝。他勉强站稳，哆哆嗦嗦地发牌。我二十点，他准二十一点。我逃得慢了一步，三下五除二，桌上所有赌客的钱被一扫而光。
欧洲的赌场，大体是节制的、半隐蔽的，甚至带贵族味道，拒绝解救平民心灵的苦闷。我九二年冬天去法国南方，顺道去摩纳哥的蒙蒂卡罗，误入赌场。说误入，是指我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我受到贵宾的礼遇，有点儿受宠若惊。有将军气派的守门人开门，有白发长者领路，有小姐标准的微笑。在登记处，我缴出护照和五十法郎，被记录在案。步入宫殿式大厅，绕着高大的柱子，寻寻觅觅，除了几张轮盘赌桌，根本没有老虎机。人不多，看来都是常客，衣着讲究，细声慢语。我凑到赌桌前，想小试身手。台面上标明：最低筹码五百法郎。而我只带三百五，连个筹码都买不起。一妇人正下注，攥着三块一百万法郎的牌子。我微微出汗，退后几步，点烟。此刻摄像机大概正对准我，电脑迅速和国际刑警局或各国银行挂钩，查这个中国大款的有关资料。
美国赌场的气派完全不同。头一次去大西洋城，吓了我一跳。那阵势，像个未来世界的祭坛：上千台老虎机电闪雷鸣，众人被施了魔法，动作僵硬，两眼发直。那是场群众性的宗教活动。我们赌累了，出来透气。只见一个巨型管道，凌空从赌场伸到海边，把沙滩上的散兵游勇，包括我们，全部吸了回去。
此刻，当我从二十七楼降到大厅，正是受到那魔法的召唤。
先换二十美元的硬币，和“独臂贼”单练。天昏地暗，约百十回合，我明显不支。一时找不到兑换的小车，我干脆把钞票直接塞进老虎机，让它自动转换。天助自助者，我终于中了，铃声大作，老虎机呕吐不止，吐出四百个。我用目光邀请周围的人来分享这份喜悦，他们反应迟钝，视而不见，最多点头而已，这些人真没见过世面。
我把硬币装进小桶，刚要收摊，裸着长腿的女郎送酒来了。付了小费，又要一瓶。这回有酒壮胆，欲罢不能。夜深了，有人梦游，多是中国人，乡音漂来浮去，时近时远。再看大厅有雾，想想不对，怕是我有些恍惚。斜对面的一个美国女人中了，她得意地转过头来。我懂，赶紧挥手致意。
凌晨六点，我塞进最后一个硬币，穿过大厅，迷了路，问服务员，才找到电梯。叮当一响，门关上，电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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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记（1）
…
一
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操场尘土飞扬，前有全校同学，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时间啊——时间刷地过去了。
文化革命好像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像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我在学校宣传队打杂。幕后比前台有意思，像隐喻。隐喻太狡猾了，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
上山下乡时，我当上建筑工人。工地上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人应该这样走，路应该这样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七○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
九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惟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以为神经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来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
陈凯歌参加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语。
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当时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八五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像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绝不会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对诗人，则像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所有歇斯底里倾向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那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像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碟影，有吉普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二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九三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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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记（2）
…
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PatriotGame）。里面总共四五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银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惊险的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分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九二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窜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湮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