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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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电视，我去健身房；她做功课，我上夜校；回到家，她该上床了。田田开始抱怨，抱怨我睡懒觉、贪玩、在家时间少、电话多。
我跟田田分开了六年，从她四岁到十岁。我满世界漂流时，暗自琢磨，恐怕只有田田这个锚，才能让我停下来。有一天，住在英格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乡下有幢老房子正出售，便宜得难以置信。他还找来照片：歪斜的石头房子和开阔的田野。这成了我的梦，我愿客死他乡，与世无争，只求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把田田带大。
昨夜惊醒，田田站在我床前，用手蒙着眼睛，嘟嘟嚷嚷。她做了噩梦，梦见吸血鬼。我不知道她是否梦见过那幢石头房子。她告诉我，她总是在梦里飞翔，自由自在。看来事与愿违，她想远走高飞，留下无边的麦田和影子西斜的老父亲。
田田上初一，功课多，我得帮她做功课。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只能磕磕绊绊带她穿过历史。历史课本相当生动，我也跟着上课。最近我们一起进入中世纪的黑暗：黑死病消灭了欧洲人口近三分之一；圣经译成英文前，仅少数懂拉丁文的牧师掌握解释权，这是导致教会腐败的原因之一。
一天她告诉我，历史老师宣布：考试成绩前五名的同学每人交五块钱，分数可再提高。其余同学都傻了，继而怒火中烧。田田考砸了，也加入抗议的行列。我跟着拍案而起：造反有理！我们全都上了当。原来这与历史课本有互文关系。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前，富人只要捐钱给教会，杀人放火，照样可赦免上天堂。老师略施小计，让学生外带个跟班的家长体会一下当时穷人的愤怒。
田田胸无大志。问她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这好，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志向弄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惟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忆苦思甜，这自幼让我们痛恨的故事，现在又轮到我们讲了。田田还好，走开。我朋友一开讲，他儿子用英文惊呼：Oh；myGod！（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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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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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怎么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那天，午觉醒来，大雨撼动屋顶。看表，三点十分，田田正要下课。开车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开紧急灯，打伞冲进去。学生们正向外涌，一把把伞迎风张开。我到处找田田那件红绒衣。男孩子五大三粗，女孩子叽叽喳喳。我逆流而行。很快，人去楼空。我转身，雨停，天空变得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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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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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远处公路上的汽车像划不着的火柴，在夜的边缘不断擦过。鸟嘀咕，若有若无，破晓时变得响亮。白天，大概由于空旷，声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阳光的浊流。邻居的风铃，时而响起。今年夏天，我独自留在家中，重新体验前些年漂泊的孤独。一个学习孤独的人先得有双敏锐的耳朵。
大学生们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荡荡。这是一年中难得的时光。酷暑只虚晃一枪就过去了。无雨。刚写完这一行，天转阴，下雨了。这是入夏头一场雨。
我每隔一天去锻炼身体，三年来，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健身俱乐部在城东，我住城西，城小，开车不过十分钟。这家俱乐部设备齐全，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开门。不一会儿功夫，我已大汗淋漓，环顾天花板上巨大的通风管道、四周的落地玻璃镜和锃光瓦亮的健身器械，还有那些在重力挤压下纵横移动的少男少女。看来人的精力总得有个去处，特别是在二十郎当上，否则革命、暴动或犯罪是不可避免的。
我回到杠铃前，又加了十磅，连举几下。有人跟我搭话，是个高大结实的白人小伙子，他自我介绍，叫乔（Joe）。而我的名字太难，在他的舌尖上滚了几下，滑落。“你练了几年了？”他问。“三年。”“从多少磅开始的？”“一百。”我注意到他胸前的牌子：私人教练。“你现在只举到一百三十。”他摇摇头。“你想不想块头大点儿？”“当然。”“你闭上眼，”他作了个催眠的手势，“想象自己会有多壮。”我迟疑了一下，闭眼，想象变成他那样。
我刚睁眼，他又说：“再闭上，把你想象得更壮些。”这回闭眼，我把自己吹得更鼓些，有点儿变形，像健美画报上的明星。“好了，你准能成为想象的那样。”他拍拍我的肩膀。“在这儿，我是最棒的，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训练。”
我有一张不太严格的时间表。早饭后，读一小时的英文杂志，然后开始写作，到中午。午饭很随便，用冰箱里的剩菜煮碗面条，就着啤酒以及当天的报纸邮件一起顺下去。这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尤其是报纸上的那些坏消息。于是午睡。这在美国，是生活在“体制”外的人的特权。下午或去健身房。或读读英文小说。我正读的这本叫《坏的爱情》。那的确很坏，和爱情无关，讲的都是犯罪心理。带着这种犯罪心理做的晚饭，别有滋味。天黑前，得花点儿功夫在院子里，剪枝、浇水、拔草。玫瑰今年开得发疯，那似乎是一种抱怨，被忽视的抱怨。我小心绕开蛐蛐和蜗牛，别踩着它们。小时候令我癫狂的蛐蛐，如今横在路上，赶都赶不走。晚上最轻松，我几乎每天去租盘录像带，这是美国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辛苦一天的美国人，只有经过充满惊吓、诱惑、欺骗、折磨的地狱之行才能入睡。晚安，美国。
我按约定时间，在俱乐部转了一圈，不见乔的踪影。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堵车，你知道，可怕，总是这样……”没关系，再约时间，第二次我迟到了二十分钟，气喘吁吁地向他解释：“上学，你知道，没辙，得通过英文考试……”好，现在开始。先做准备活动，再赶鸭子上架。举重从一百二十磅开始，最后加到一百八十磅。我像个柠檬被彻底榨干。不停地喝水，无济于事。乔用尽英文中最美好的词来鼓励我，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警告我：“我最恨别人说我做不了。”在最艰难的时刻，我咬紧牙关，也没敢说出这句听起来挺有人情味的话。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行，看见没有？你举的超过了你体重的三十磅。”
他把我带到用隔板隔开的办公桌前，问我对训练有何感想。我也用尽了英文中最美好的词。他点点头，拿出一张训练计划，问我是否愿意继续下去。我说当然没问题即使赴汤蹈火……
我突然煞住，这玩意儿别又得掏腰包吧？他翻过训练计划，背后果然是价目表。我傻了眼，想撤，已经太晚了。他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我鼠肚鸡肠，斤斤计较——最后达成妥协，他慷慨大方，在原订六次的训练计划上再加两次，这两次是免费的：我财迷转向，攥着一张三百三十美元的收据出了门，半天才找到汽车。
天空是一本书，让人百读不厌。我喜欢坐在后院，看暮色降临时天空的变化。我想起那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在一个老画家和他学汉语的女儿家做客。傍晚，他们突然把我领到窗前。天空吸收着水分，越来越蓝，蓝得醉人，那是画家调不出来的颜色。为捕捉这颜色，上世纪末在瑞典形成了著名的画派“北欧之光”。老画家很得意，似乎给我看的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人们经历漫长的黑暗与冰雪，对夏天有一种真正的狂喜。这狂喜让我感动，我拉开住处几乎一年没拉开的窗帘，面对那转瞬即逝的夏天。
“准备好了吗？”乔今天显得特别高兴，不停跟我握手，好像我是他的选民。他告诉我，周末他的女朋友从洛杉矶过来。他们去Subway吃晚饭，又看了史泰龙（Stallone）的新片子《警察帝国》（Copland）。我告诉他，我去看了《空军一号》（AirForceOne）。看来我们都是好莱坞动作片的爱好者，也许正是为了这，我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他再次跟我握手。
他说话开始出现漏洞，小小的，无伤大雅。比如，他告诉我他家住在附近，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和上回堵车的托词有矛盾。不过总的来说，乔是个挺纯朴的美国小伙子，笑起来像这儿的夏天，毫无遮拦。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三年级的学生，主修生物化学。靠打工养活自己。按他的说法：“像我这样的白人，年轻、健康、聪明，谁会给你奖学金？”除了在这儿当教练，他还在酒吧弹钢琴。他妈的，中学老师不是说他考不上好大学吗？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哪些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了他。“我最恨别人说我不行。”他接着承认，他一下好过了头，几乎无所不行。体育就甭提了，他有自己的爵士乐队，萨克斯管、双簧管、钢琴，样样精通。他天生有种过目不忘的本事，甚至通读过百科全书。对了，他还会德文，他的“选民”中就有一位德国姑娘，他准是用德文中最美好的词鼓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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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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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镜子我看到卡在器械中的我，龇牙咧嘴，头发被汗水浸透，贴在前额。我的教练正声嘶力竭，让我做最后一个我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镜子一角是被俱乐部茶色玻璃过滤的天空，夏天正在那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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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一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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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五点，我被直升飞机吵醒。它飞得很低，擦窗而过。我想起电影《猎鹿人》（TheDeerHunter）的片头，噩梦中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转换成头顶的风扇。驾驶员怎么能在早上五点保持清醒，穿过摩天大楼中变形的黎明？直升飞机刚消失，警车又响起。先是一辆，紧接着第二、第三辆，好像独奏在召唤乐队。这音乐往往配在动作片的结尾处，警车呼啸，字幕升起。一声叹息，我起身，是狗飞飞，趴在我脚下。在二十七层的钢筋混凝土空间，一只狗的叹息意味着什么？
我拉开窗帘。早安，纽约。
女主人咪咪正准备早餐。她和我同岁。离婚寡居，两个儿子在读大学，像撒出去的鹰，偶尔回来落落脚。咪咪在联合国工作，认识好几年，我都没弄清她打哪儿来的。总不至于生在联合国吧？后来知道了，香港。只有那地方才能出语言天才。父母湖北人，母语便是湖北话，再就是广东话、普通话，“一捏捏”上海话。她在联合国做了多年的同声传译，除了英语法语，还会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想想都让我发疯，我学了二十年英语，到现在只相当于高小程度。
她的另一位客人也起来了。迪马，莫斯科人，联合国临时译员。他挣足了美元，忙于采购，准备回家过圣诞节。咪咪家成了免费的国际旅馆，招待八方来客。吃中国饭，喝法国酒，又没语言障碍，何乐而不为？
一线阳光钻过楼缝，经落地窗折射，在三角钢琴上呈扇状，最后触到狗的眼睛，闪烁。传统的英式早餐：蒜炸番茄和腌鲑鱼，加新鲜水果。迪马和我坐下，咪咪居间，这有点儿像两个超级大国首脑的工作早餐。迪马在美元和民族自尊心间之显得烦躁，我表示理解。
迪马上街采购，咪咪去联合国上班，飞飞激动了一阵，叹气，趴在门口。
我给老A打电话。我们认识二十年了。其身世像部未完成的传奇，情节曲折，且不断有新的进展。他十三岁成反革命，跳河自杀，得救。随父放逐西北。文革期间，又成反革命，不投河，走为上——到处流浪，要过饭。七十年代末回北京，和我共过事，当美术编辑。在海外，先风水大师，后军事专家。
“我这些天睡不着啊，”老A叹了口气。“你想想，还剩下不到两年工夫，我怎能不愁！李登辉脑子有问题，不是傻，是脑子有问题。台湾独立，大陆绝不能坐视不管，美国必然会介入。军中的少壮派可是主战的。那太平洋里的核潜艇头一颗就对准纽约，就等于对准我们家。
你说，我们刚买了房子……搬家？打起来就不止一颗喽，至少几百颗。往哪儿搬？”据说他上次对台湾海峡危机的预测，得到五角大楼和日本防卫厅的证实。
挂上电话，老A描述的世界末日景象，让早饭难以消化。下午两点半，艾略特来了。在世界末日到来前，我们还得去朗诵。
下楼，上第三大道，过四个路口，即中央火车站，乘R线，奔皇后区。和地铁的尿臊味混在一起的，是和纽约有关的回忆。一路上，我和艾略特闲扯。他说起很多人每天都吃兴奋剂墨西哥总统派军人们照顾病重的帕斯纽约最大的好处是在街上观看行人里根毁掉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冰岛简直是天堂尼娜去印度出差他每天得送孩子上学……到站了，我们搭出租车，来到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