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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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车回到过去。他一上车就要抽烟。无奈，只好开窗，烟缕在风中急剧抖动。屈指一算，我们认识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学同学唐晓峰神秘地告诉我，他的邻居是地下艺术团体“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这两个称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老刘在工厂当钳工，但文质彬彬，像个旧时代的文人。他刚从大狱里放出来，仍像个犯人，缩在双层铺和小书桌之间，给我讲狱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写出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先锋派”的“猴子”——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又通过“猴子”认识了彭刚，其实“先锋派”也就这两位，再加上联络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刘系上围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给我们做饭。他在波兰开了家中国饭馆，生意兴隆。1990年夏天，他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转战波兰。诗人一平，跟我讲起在波兰的奇遇。街上问路，他正好问到一家中国饭馆。有人应声，从地下推开扇窗户，爬了出来，满脸烟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刘。先有免费打工的铺垫，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攒钱，在大学区盘下家小馆子，当起厨师、红白案、采购、会计，兼老板。
老刘的变化让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们这帮人里，顶数他日子过得滋润。他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纪录片，赚些外快，购置了电器和罗马尼亚家具。要说不在钱多少，而是一种态度：人生难得几日闲。他经常备上酒菜，请朋友聚聚。他说话和时代节奏成正比。起先慢条斯理；商业浪潮来了，带有间歇性停顿；他卷起铺盖上路了。
和老刘相比，实在惭愧。在国外，除了靠奖学金，靠母语在学校混混，我还能干什么？所谓先生存，后发展。文人自己种稻做饭，自然不必“为五斗米折腰”。
对美国，老刘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他仔细比较价钱，从生姜到汽车；他收集饭馆的菜单，留意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我终于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也从欧洲过来，知道一个中国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语状态，知道那随经济浮动的排外情绪，也知道新大陆呈现的种种幻象。老刘想和他的美国梦一起留下，但美国移民局的答复是：您留下梦，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刘常结伴出游，去过白洋淀、五台山等地，没想到如今可走远了，远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干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亲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刘上了五台山。那颓败的庙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阳中，呈凄凉之美。我们认识不少和尚，多是农家出身，质朴可亲。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为何出家？必有一段隐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线下，她满脸褶皱，目光清澈。谈得投缘，我们把一本任继愈关于佛家思想的书送给她。最后钱用光了，我们经大同扒火车回北京。快到北京时，我们为在哪儿跳车吵了起来。老刘执意要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目标太大。俩人脸憋得通红，怒目相视。最后还是在北京站下车，翻墙逃脱。拐进前门一家澡堂子，泡了个热水澡，躺在铺板上，抽烟，望着天窗，我们才开始说话。
话说回来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老刘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现任妻子和他在一起开饭馆，仅仅因为在国外手续复杂，离婚一拖再拖，拖得两人都没脾气，只能将就。情人节快到了，我女儿偷偷问我：“为什么刘叔叔买了两张情人卡？”我怎么解释？一张给妻子，出于习俗和生活惯性，另一张是给波兰房东的女儿，那是真情。老刘请我把他的题词译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连情人的名字都拼不准。我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兰饭馆用语外，他用什么来表达？但这毕竟是他仅有的阳光，在烟熏火燎的异地他乡。
老刘生性温和，知书达理。按一平的话来说，他是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在此伤天害理的年月实属少见。祖上是河北农民，若无革命，他很可能是个乡下秀才，度过平静而儒雅的一生，时代改变了脸，让他入大狱，做苦工，险些病死在铁栏杆后面。而这狱中经历成了他的命运。好不容易消停两天吧，逼得他远离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线给远房亲戚们生火做饭。母亲病重，那些穷亲戚在路条上百般刁难，竟没让他回去见上一面。直到最后一刻，母亲仍盯着门口。
“我现在是赎身。”老刘酒后伸出指头，“十万！只要攒够十万美元，就告老还乡了。”他脸色红润，一扫刚来时的晦气。挣钱赎身，回家，回乡下，买房置地，读书写作，过老秀才的生活。这倒是他一辈子理想。自打认识，他就一直叨唠这事。可何为以后？
那天乘游船在旧金山湾兜风，金门大桥像把尺子在我们头上翻转，好像在测量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在它下面合影，为二十五年的友谊，其实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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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来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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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老刘到的前两天，我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电话。莫非是那个二十五年前“先锋派”的彭刚？果然，他来美国多年，前两年搬到圣荷西（SanJose），离我这儿不远。我给他打电话，说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刘接过电话，自报姓名，悠悠然。彭刚惊呼见鬼，风驰电掣而来，拎着香槟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对年轻的不算什么，上了岁数就明显感到吃力。
日薄西山时，不免感叹：众人星散，看来“联络副官”这些年有点儿玩忽职守。
老刘要回去了。那边饭馆告急，加上签证也到期了。临走，我陪他去采购。他买的都是饭馆所需，大到蒸锅，小到姜蒜，塞满一个大纸箱。我打电话为他订位时，发现由于班机衔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机场待整整一昼夜。我拉他去法国领事馆办过境签证，不肯，他要为赎身省钱。结果在机场遇到麻烦。柜台后面漂亮的小姐皱着眉头，一边翻着护照，一边打量着大纸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绒服，她坚持老刘必须得办法国签证。好说歹说，又找来上级，才放行。
别后，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正当搬运工人倒腾那个大纸箱时，老刘缩在柱子后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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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铨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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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醒来，捡起从门缝塞进来的当天报纸，回到床上浏览着，没有重大新闻。略过那些因冷酷而堆满虚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着烟，在摄影机前和女演员交谈，看来他筹划已久的《华工血泪》终于开拍了。我再看标题，心里一惊：名导演胡金铨猝逝台北。他是昨晚六时在冠动脉硬化手术时逝世的，享年六十六岁。要说我已见过太多的死亡，但胡导演的离去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心情恶劣，我给洛杉矶的老顾打了个电话，他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多谈，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和胡导演是一九九○年在洛杉矶认识的。我这些年四处漂泊，时间、地点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却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的环境、氛围和谈话细节。那是由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穆晓澄夫妇，在一家相当典雅的江浙餐馆“钱塘春”请客。我实在孤陋寡闻，既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甚至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发福；和身材相比，脑袋显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没有经过革命风暴的污染的京片子，会让人唤起一种比乡愁更加悠远的记忆。
他离开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当时他高中毕业，在同班同学的怂恿下，想去香港试试运气。他去找刚接管北京的当区长的亲戚帮忙，被狠狠训了一顿，可没过两天，他去香港的通行证被批准了。
在《他乡与故乡》这篇散文中他写道：“也是在‘旧社会’，有这么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这两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说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这两个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体会，时间长了，你就爱上她了。越陷越深，终于老死斯土。这种说法是对‘外地人’而言，像我这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厌倦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时时想冲出去。”
他从小好读书，在香港找到的头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厂当校对，这多少还算有缘份。可校的头一本书竟是香港的电话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佛经。他干过的工作五花八门，在美国新闻处打杂，在广告公司画画，在电影公司当布景师，当演员，终于熬成了导演。他的成名作《大醉侠》，一炮走红。接着又转到台湾拍了《龙门客栈》，在香港创国语片的卖座纪录。随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侠女》。《侠女》获一九七五年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权威的英国《国际电影指南》一九七八年把他选为国际五大导演之一，在亚洲导演中，他是继日本的黑泽明之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那是胡导演的鼎盛时期。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拍《侠女》时，有一场戏要古宅空庭的萧瑟效果，可他嫌芦苇不够高，宁可再拖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精，不计成本，必然会和老板发生冲突。连着几部片子不赚钱，就没人再找他拍电影了。这十年来，他只拍了《画皮》，都是好编剧、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认识胡导演，正赶上他走背字。也许正因为此，才和我们这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来往。我常路过洛杉矶，每次和朋友们聚会都少不了他。
听胡导演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聊起天来从不知疲倦，且不容别人多嘴。周围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绝不会扫他的兴。据说有一回，一个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多说了几句，竟惹得胡导演大怒：“你，你怎么不让我说话？”而我天生就是个听众，所以和胡导演挺合得来。九五年初，我经过洛杉矶，住在老顾家。一天晚上台湾的资深记者卜大中要请我和胡导演吃饭。那天早上我刚醒，就接到胡导演的电话，要先过来和我聊聊。从九点一直聊到中午一点，接着胡导演拉我到一家北方小馆点了面条、葱油饼和酱牛肉。连吃带聊到两点半，我有午睡习惯，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了。看这架式胡导演要聊到天黑，接上傍晚的那顿饭局。回老顾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透露了我的恶习。
“午睡？”胡导演吃了一惊，样子显得很失望。但接着说，“哦，那是福分。行，咱们晚上见。”
胡导演在香港影艺界是有名的怪杰，这指的是他脾气古怪，戏拍得不多，不务正业，著书，开画展，讲学。他收藏的书多得没地方放，一部分捐给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据他的前妻钟玲讲，他生平最大的乐事就是不务正业，而一拍电影就头疼，因为得拼命地干活，没时间看闲书、喝酒、跟朋友吹牛……
说起来，胡导演那四海为家，他乡当故乡的潇洒劲儿特别让我佩服。他在北京、香港和台北都住过，后来和我一样，流浪美国。有人问起他的故乡是哪儿，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矶，单单不提北京。
去年十月，老顾和穆晓澄相约从洛杉矶开车到我这儿来玩，胡导演知道了，也要一起凑热闹，结果反倒是他的兴致最高。穆晓澄在电视台干活，太忙，时间老是凑不到一起。胡导演等得不耐烦了，嚷着要和老顾搭“大灰狗”长途汽车过来。最后未能成行，两个月后，我陪父母去洛杉矶，胡导演已去了台北，我们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
胡导演死后两袖清风，膝下无后。人们忙着为他选择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会，沸沸扬扬，而我只有一个愿望：去看看他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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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联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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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泳是假名。这样免得美国移民局或中国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烦。其实，我根本没见过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东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叫于泳，你可能没听说过我。我爹和你妈是小学同学，这样我得到了你们的电话。”接着他零乱地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乡做过期货，到外地倒过盘条，发了点儿小财。去年到加拿大谈生意，未果，于是潜伏下来，从长计议，为了有一天打开海外的市场。没想到加拿大经济不景气，手头越来越紧。有人劝他，美国好挣钱。“他妈的美国，比加拿大强不到哪儿去。”他说着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