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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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
自九二年十月到九三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这职位是专为流亡作家设置的，马丁是推动者之一。从莱顿到鹿特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九三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渣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一九九六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吉雅娜（Tatjana）。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九二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
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EdithSodergran）的诗句。
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
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谁得了诺贝尔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话，除了沃尔克特（DerekWalcott）。“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丁跟我说。
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Marc）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车场。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
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他的笑声，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去找他们问问，关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六九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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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国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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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
“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
“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
第二辑如果天空不死
师傅这称呼，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是“同志”与“先生小姐”之间的过度。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这个词严重磨损，其中的辈分、年岁、技术、能力，甚至潜在的性别意识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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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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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国内的朋友来信求证一个消息：彭刚自杀了。可无人知其行踪。只知道，他八二年来美，就读于匹茨堡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再无下文。他自杀，我是信其有的，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七三年年初，彭刚和芒克在北京街头，花一毛钱分享了个冻柿子后，宣布成立“先锋派”团体。彭刚家和北京火车站仅一墙之隔。他俩心血来潮，翻墙，跳上一辆南行的列车。头天晚上，彭刚去图书馆偷书，摔坏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亲吵翻来找他，他扯掉绷带，上路。他们在信阳和武汉两度被赶下火车。钱花光了，只好变卖随身衣物。彭刚让芒克用仅剩的五分钱去洗把脸，然后找个漂亮姑娘乞讨。最后还是个好心的女干部帮他们安排回家。
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的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那是一种诱惑。后来我的免费旅行也是从那儿开始的。
彭刚的画让我震惊。我当时就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判断：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他的画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记：表情冷漠的乘客、阳光下燃烧的田野和东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让我随便挑选，我卷了几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
彭刚长相怪，有点像毕加索蓝色时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见的表情是嘲讽，眼睛细长，好像随时向这世界瞄准。说话正是瞄准后的射击——快且准。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影子般瑟瑟穿过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截然不同的性格刚好互补：我正寻找烈酒般的疯狂；他呢，他的疯狂需要个容器。
他把日记给我看。他父亲是个工程师，死于迫害。在得知父亲死讯的当天他写道：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另一篇是他两年前自杀时写的。他吞下半瓶安眠药，再用刀子把大腿划开。字体变得歪斜，描述却极其冷静：血渗出来，从白花花的伤口，并不太疼……看来死亡就那么回事……日记中断，他突然想活，挣扎着冲进附近的医院求救。那年他才十六岁。
时隔二十五年，他仍有自杀冲动，不得不让人佩服。
一天回家，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过电话，吓我一跳，赶紧打回去。他嘿嘿笑着，听起来绝非在阴间。因为他多半用英文，谈的又都是美国现实：钱、电脑和工作压力。你知道，这儿，钱就是权力。他是从图书馆的电话簿上找到我的。自杀？谁？我没功夫自杀。他住的离我不远，开车只要两个小时。见面？当然，哎，最近太忙……
想当年我们三天两头见面。他是个恶作剧的天才。在饭馆吃饭，他顺手把盘子和茶壶塞进书包；或旁若无人，从副食店牵走个西瓜。我们去白洋淀的小镇赶集，只见他拎着篮子，沿一个个摊子晃过去，边跟老乡攀谈问价，边把蔬菜瓜果装进篮子，让对面的老乡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哪年？对，一九七四，是夏天。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搭火车混到保定，出站时被抓住。我们声言在白洋淀插队，没钱。警察不信，挨个搜身。彭刚耍贫嘴，被搜得最彻底，连鞋都脱了。我显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钱都藏在我身上。
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当然总有些美好的时刻。记得我和彭刚、芒克划船去县城打酒，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薯酒。回来起风，越刮越大，高高的芦苇起伏呼啸。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轮流奋力划船。第二天，在邸庄插队的朋友那儿过夜。赶早集，彭刚窃得瓜菜一篮，做成丰盛晚宴。酒酣耳热，从短波收音机中调出摇滚乐，彭刚和陈加明欣然起舞。两个精瘦的小伙子像蛇一样盘缠摆动，令人叫绝。入夜，余兴未尽，荡舟于淀上。水波不兴，皓月当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远行？
今年春天，一位当年的老友来访。我们给彭刚打电话，他用英文惊呼见鬼，开着红色的尼桑新车，带来法国香槟和爱尔兰啤酒。他从毕加索的蓝色阴影中走出来，比以前宽了一倍。脸上多肉，很难再召唤早年的嘲讽。眼睛也已倦于瞄准，说话照旧很快，夹杂英文，像散弹，射向噩梦般的工作压力。
要说他在美国算很成功了，在匹茨堡拿到博士，在哈佛工作，又转到伯克利著名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做研究。三年前，他改行搞电脑，在硅谷找了份不错的差使，正步步高升。也怪，他竟没回过国，十五年了。
彭刚当年在北京的圈子里是有名的疯子。除了生活放纵，恐怕更主要是指他那诡谲多变的画风，和官方控制的艺术潮流完全背道而驰。有一回，他也试着参加官方的画展，那是幅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画的是个菜市场的女售货员，丑陋凶恶，一手提刀，一手攥着只淌血的秃鸡，池子里堆满了宰好的鸡鸭鱼肉。负责选画的人把他叫去，先上下打量一番，问：“这是你画的？”他点点头。“念你年幼无知，这回就饶了你。还不快滚！”
他擅长讲故事，不少是美国电影。我还记得《第六棵白杨树》，他讲了一个半钟头，连比划带口技，加上即兴配乐，听得我热泪盈眶。其实他并没看过，也是听来的。据说前边那位更绝，讲了两个半钟头，比电影还长二十分钟。我来美国到处找这片子，竟没人知道，它说不定只是汉语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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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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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初，我的朋友赵一凡被捕入狱，他是地下文学作品的收藏家。风声紧，我开始转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别，做好随时入狱的准备。找到彭刚，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拉我到新侨饭店的西餐厅，帮我分析案情，传授他两次入狱的经验。出来，北风肆虐。他拍拍我的肩膀，没多说，黯然走开。拖了几个月，竟没警察上门，我又开始活动。
我和彭刚之间出现裂痕，像酒和瓶子互相厌倦。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从朋友处出来，搭二十二路末班车，坐在车中间的连接器上，我们随之颠簸转动，窗外的光影变幻不定。
此后我们很少来往。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创办时，彭刚已考上北大化学系。他偶尔到编辑部坐坐。我提醒他，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别忘了那次喝酒时的承诺。他咧嘴一笑，说：“有个人跟每个朋友许愿：我要有条船，一定把你带走。后来他真的有了条船。但太小，只能坐俩，不可能带走所有他曾许过愿的人。他只好上船，向众人挥挥手，再见啦。”不久，彭刚只身来了美国。
十八年后，我给他打电话，再次提醒他别忘了给《今天》写稿。他这回不再提那条船了。“太太刚生了孩子，我除了上班，又开了个公司。没辙，有项专利嘛。老实说，睡觉的功夫都没有。嗨，过日子，得还清房子贷款，得给儿子攒学费。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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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来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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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着陆一小时了，仍不见影子，让我捏了把汗。美国国会刚通过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电脑网络输进所有机场移民官员的大脑，映在脸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刘终于从自动门探出头来。八年没见，他明显苍老了，让我想起他父亲。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黄色羽绒服，领子很脏，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设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旅客们正由此飞向未来。
我们开车回到过去。他一上车就要抽烟。无奈，只好开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