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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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

　　　　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

　　　　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

　　　　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

　　　　，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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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

　　　　，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

　　　　，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

　　　　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

　　　　，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

　　　　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

　　　　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

　　　　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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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４３

　　　　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

　　　　：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

　　　　“阳儒阴法”

　　　　，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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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

　　　　，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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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５３

　　　　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

　　　　，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

　　　　，于是需要“大权独揽”

　　　　，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

　　　　“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

　　　　１９５８年３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

　　　　“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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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

　　　　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

　　　　，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

　　　　、“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

　　　　、“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

　　　　，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以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

　　　　、“单干风”

　　　　、“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

　　　　，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二月逆流”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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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５３

　　　　林批孔（实为批周）

　　　　，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六）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不但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

　　　　是的，在２２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

　　　　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１９５８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