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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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艏惫赝罚�被毛主席重新起用来商讨国家大事。

　　毛主席要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苏修美帝，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毛要他们坦白讨论，不带条条框框，真言无隐，四老帅奉命，乃从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开始，在中南海武成殿「座谈」，四人不带手稿，没有提纲，随意侃侃而谈。另由熊向晖、姚广两后辈作助手。从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四老帅座谈六次共十九小时，历时一月有奇，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陈毅定稿，写出一项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作用的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此后这项座谈又延长至三月之久，总算在关键时刻，替人民中国制出了一份「在毛主席指导之下的革命外交的总路线」。这条路线既然由陈毅「定稿」，其主要内容自然是，在美苏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美苏矛盾，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四老帅一致认为应付苏联是燃眉之急，祸在肘腋；而美帝远在天边为患不大，加以百余年来美国侵华未占寸土，不像俄帝侵华一占便是数十百万平方公里，而至今野心未戢，以故四老帅一致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以抵制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边患。在此项历时三月的研讨会中，国务院与外交部均未插手也。夫如是，始能显出，新的革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也。

　　正因为此一新路线之建立，始有尼克松之访华，与「上海公报」之出现，自此苏联对华「根本解决」之方案，始彻底破产。人民中国始安如盘石。呜呼，周公这一着安邦定国，内说昏君、外御强寇的好棋，真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自已隐姓埋名，而扶危救倾者，实为「古大臣」所不能及，令今之读史者，不能不击节三叹也。

　　余小子不肖，流落海外二十余年，竟能及身受惠于文革未期返国探亲，与思子成疾之老母，见其最后一面也。关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于拙著前篇，亦尝论及之，不再赘。【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台湾版，卷一；或王尔敏着「晚清商约外交」，页ⅩⅤⅤ】

　　【笔者附注：关于此次北京外交政策之剧变，国内史家都归功于毛主席，我辈小民，身受其惠。佛语说：「施者比受者有福。」饮水思源，不应对真正施者的周恩来总理，作「曲笔」之记也。此次中国外交政策之能彻底扭转，「四老帅座谈会」实是关键，而四老帅全是以周公马首是瞻的老班底，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亦与周完全一致。他们对毛早期之「一边倒」，和后来的两面开弓，都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四人，都没有个人野心，公忠体国的背景都十分清白，为多疑的毛氏信任得过之人。在此中苏交恶，千钧一发之际，毛公只会搞「深挖洞」，把中国大陆挖得遍体鳞伤（此亦为笔者所目击而叹息不已者）。在毛四顾茫然之时，周能不露形迹，微妙地促成此「老帅座谈会」而扭转时局，内交实难于外交也。笔者不学曾遍查中外史料，和尼克松、季辛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诸人之回忆录，固知毛泽东在这次国际牌局中，主动甚少也。因为一九六九年是中国极左派的高潮期，聪明的毛主席，绝不会暗中作两面派，试图「勾结美帝」也。只是国际局势太紧张，林四都扬言不惜对苏修一战，而毛则色厉内荏，虽有意搞以夷制夷，他也要让老周来建议。如果搞出个「里通外国」的结果，则砍老周的头；如果搞得成绩斐然，产生了正面结果，则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如果周恩来搞联美帝抗苏修，能达此化境，则主席对总理就言听计从了，而老周就有此本领，能达到主席的心理要求，这就是「古大臣」所谓「承旨」是也。有关「老帅座谈会」简明的二手史料。读者可参阅：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一九九七年，北京经济日报社出版，卷上，页六七四ff，本书编者就把全部功劳归诸毛主席，这显然也就是周总理之原意也。】

　　中美解冻的负面影响

　　这一「老帅座谈会」，和随之顺流而下的骨牌效应，不特在中国外交上发生划时代的影响；它对中国内政也有其正负两面扭转乾坤的作用。

　　长话短说，在四老帅竭诚进谏之后，毛主席也接纳忠言，表示有意与那有杀子之仇的美帝，外交解冻。接着乃有了一运串的什么「斯诺传语」、「乒乓外交」，和季辛吉的「陈仓暗度」，北京终于挤掉台湾，「重入联合国」，以及尼克松的「越洋访华」，签订「上海公报」，甚至所谓「中美蜜月」等等的外交变化，至今未息。这段中美外交史，是一本大书言。笔者有暇，亦颇有兴趣为海内外读者简报之，此处是说不完的了。

　　这次中美解冻，对两国人民，以至世界和平，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天下事往往都有其正反两面。中美解冻，对中国内部的各种纠纷，却也有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语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何也？敌国外患，往往是解决一国内部纷争的万应灵药。古语所谓「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也。亦即张学良少帅坚持的所谓「攘外始能安内」也。当年的蒋委员长不亦云乎？「抗日战争一起来，国内一切纠纷，都可迎刃而解。」此均我辈老朽、过来人，记忆中事也。

　　在此次「珍宝岛事件」（一九六九年三月）之后，俄帝百万大军压境，中国原子工业岌岌可危。全国朝野均忧心忡忡之际，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在备战气氛及林副统帅「一号命令」之下，显已有转变方向，逐渐退烧，和全党恢复团结的趋势。靠边站老帅多已回朝；林四两方之夺权竞赛，亦略见降温。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之不存，权从何来？人虽至愚亦不难体会也。可是中美紧张关系，一旦解冻，驯至化为蜜月，俄帝百万大军也就随之降压了。不挖洞，不积粮，只要美国和日本不在一边鼓掌称快，谅你北极大熊亦不敢贸然南下。朝野都有了安全感，则原有的权力之争，不免又浮上台面，甚至变本加厉了。首先在毛氏心目中，国无外患，党内就可以继续清党整风，则林彪就非遭走狗之烹不可了。

　　反之从林彪的观点来看，据说林得知尼克松即将访华，立刻便动念与尼晤谈，腹案为何？无人知晓也。但林彪在毛主席咄咄进逼之下，惧为彭刘之续，力图自卫，则至为显明。不幸林副统帅终于走火入魔，动了杀机，当尼某尚在访华途中，林彪自己就惨遭灭门之祸了，亦至可悲也。事详前章，此篇就一笔带过了。

　　不过林彪之死，也凭空为中华五千年史，增加了一条极不光彩的血案。而毛氏亦无法对治下臣民作圆满的交代。这项「反面教材」可能也刺激了原是「愚不可及」的亿万黎民百姓，「不再愚不可及」（后来流传海内外，所谓「天安门诗词」中，不朽的一句），而使历史加快「出峡」。歪打正着，固亦末可知也。

　　小平二次回朝的底牌

　　不过话说回头，小平这次从一个死亡边缘的、全国反革命的第二号劳改犯，忽然大坐其直升机，又飞回人民中国的权力巅峰，有什么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呢？恕写历史的人，斗胆根据多种现象来加以分析，那就是毛公自知，他自己也已病入膏盲，两目近乎全盲，纵继续搞其真正的「瞎指挥」，也余日无多了。为着实现他激进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是为着传妻传侄，以策身后安全，免遭像斯大林那样的鞭尸之厄运，他显然也体会到继续屠杀右派功臣，也杀不胜杀了。且看也已病入膏盲的周恩来。毛和他的妻党，在诛林之后，纵想除周，也是不容易除掉。加以周是位全能的、全国的「总管家」，除之无适当之人顶替，也会弄得全国全党大乱的。何况周已余日无多，他纵是毛氏夫妻档的头号政敌，也没有追杀的必要了。所以毛氏就想，改「屠杀」为「招抚」，以非斗争方法，来结束这场延续至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了。庶几他底政治理想，可以和平承传，遗孀也可以和平接班，再由二世、三世慢慢地延续下去。五世其昌，天下太平了。根据这一腹案，毛公显然认为：

　　第一个招抚对象，应该是邓小平。小平是他从死囚牢内提出，用直升机，飞上巅峰的。小平如良心未泯，对他应该是死心塌地、感恩图报的。加以小平原是个极其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个「走资派」；「走资派二号司令」原是毛主席栽赃封给他的。如今解铃系铃，他还是可以掉过头来，做个实行「毛泽东思想」底二号司令的。再盰衡全党，驾轻就熟，小平超群的工作能力，也是继周最理想的人选。因此小平就蒙「不次之迁」，两年之内，从一无所有的劳改犯，上升至全国第二人。除此之外，朋友，您把邓小平的二落二起，和二起之速，还能找出其它原因吗？

　　「四人帮」最高潮的「十全大会」

　　第二，毛公未忘其「左」，也未忘其妻也。邓小平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奉调回朝，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在五个月后的北京，正式开幕了。会期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我们熟读中共党史的读者，如果斗胆的说，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是林彪之会；那么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就是江青之会了。中共十大是个很好底博士论文的题目，深不可测。但是我们也不妨三言两语带过。首先是，十年文革的成就，是被彻底的肯定了。「毛泽东思想」里极左的成分，什么阶级斗争天天讲，和不断革命论，人民公社好得很，诸教条都在大会公报中落实了。其次，王洪文出任大会筹备会主任；张春桥则为大会秘书长，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兼主席团秘书长。大会中所有重要文告的起草人，什么大会公报，修改党章报告等等，都给张春桥、姚文元一干人全部包办了。王洪文这个真正「工农兵」出身的共产党员，简直是身驾直升机，青云直上，身兼大会各项要职，并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在周恩来之上。王、张、江、姚四人帮，也全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王张且被选为常委，权倾一切。身为「帮首」底武则天，虽在主席暗示之下，诸多避讳，其实际权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朋友，就凭这几项来说，你能说这个「十大」不是个四人帮之会？

　　躲躲藏藏的「梁效写作组」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长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之中，拙著前篇就曾说过，本是「低知」和「无知」的天下。毛氏在一九五六年的「双百运动」中，吃一堑长一智，就再也不敢利用「高知」了。因此在十年浩劫中，受「劫」最深者，也就是毛语录中所说的「书读得愈多，知识愈少」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注「知识分子」这个东西，在英文里叫做　Intellectuals；俄文叫做Intelligentzia，两者不是一样东西。而以中俄两义比较接近，泛指「读书人」而已。笔者曾撰有万言长文，细论中美俄三国中知识分子定义之异同，不再赘。】

　　更有趣的是，想不到文革已到结束时期，那些低知、无知的红卫兵小将们，已经一队队地被赶着「上山下乡」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大搞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之时，原是八娼、九儒、十丐的「臭老九」高知，忽然大翻其身，被毛主席和他夫人的四人帮看中了，也就纷纷下海，大搞其指鹿为马的「影射史学」，来为政治服务。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此，就升级了。较之文革初期，专搞打砸抢，就高档多矣。大概是经过十年浩劫的洗礼，好多一级高知，都被久炼成钢，学了乖，知道「搞不过他，就加入他」的革命秘诀，而相率入帮了。可叹的是，他们竟把中国最负清誉的北大、清华「两校」（化名「梁效」）中，许多道貌岸然的学者，像冯友兰那样的教授，都卷入了江青那一伙「脏唐臭汉」的黄门中去，而不能自拔。把「两校」清白的校史，无端涂上些洗刷不尽的黄色斑痕，令人惋惜耳。

　　记得就在这前后，我曾把冯友兰的一些哲学新着，拿给胡适看，并想问问胡老师的意见。胡答非所问的说：「冯先生早年在北平做房产生意，就做得很成功……」使我听得不知所云。一九七二年冬，我在北京拜看顾颉刚老师，并问问他，不写文章了，专做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有何感受。顾师说：「很好，很好，我也学了不少东西。」今日想想，顾老师那时也歪打正着。殿版二十四史，如果没有顾老师领导标点了一番，有个新式标点本，今日在海峡两岸，何能「上网」。真是读书人在顺境逆境，都有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