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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不夜城-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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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民一撇嘴角。露出一种“谁叫你不听老人言!”的表情。 
  “事情还没了呢!元成贵可不会放着不管。” 
  “根本没有人搞得清楚那家伙脑袋里想些什么,不过,健一,你应该知道吧?” 
  我沉默地摇摇头,脑袋瓜里好像快要短路。那个叫夏美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已经够让我头痛的了,现在连富春都要来给我惹麻烦。刚才我还以为只是脚边开了个大窟窿,其实说不定我已经掉进这个无底洞里了。 
  “听说是元成贵的手下看到他在附近游荡,元成贵气得眼睛都快喷火了。”杨伟民的口吻,好像在谈一只稀有动物的出没似的。 
  吴富春是个神经有问题的小混混,而且是很难搞定的那种。 
  一年前,福建帮给了吴富春一笔钱,叫他杀掉一个上海人;每一个在歌舞伎町混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家伙是元成贵的得力助手。就算是脑筋有点问题的家伙,也不敢把元成贵的心腹干掉。只有沉不住气的福建帮才会为了毒品买卖的纠纷,捅出这个大篓子。总而言之,福建帮计划了这桩傻事,只用区区几十万就想叫富春把人给做了。后来,元成贵的怒气超乎想像,而接替的钱波为了替元成贵泄愤,在歌舞伎町刮起了一阵旋风。做事不考虑后果的福建帮几乎被杀个精光,最后搞到街上的福建人都销声匿迹了。 
  不过,富春却巧妙地逃过了元成贵的魔掌。有人说他跑到名古屋去了,也有人说他躲回老家去了,不过,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元成贵迟早会找上你的,你有什么打算?”杨伟民说着,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 
  我没出声,只是吐了口烟,透过肮脏的玻璃望着窗外。 
  “元成贵这家伙很难应付,说不定你在歌舞伎町会混不下去喔!”杨伟民的话让我回过头来,那声音就像是一个慈祥老人。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你就别再硬撑了,挑个自己人结婚吧!这样的话保证你不会有事。” 
  我对着天花板吐了口烟,对他笑了一笑。“我的情况还不适合吧!下回见。” 
  我转身背向杨伟民,伸手开门,窗上映着杨伟民小小的身影,他静静地摇摇头后,又让视线回到报纸上,相信现在他已经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5 
  带我认识杨伟民的是我的老妈,不过正确说来,还是因为我老爸的缘故。我老爸是台湾人。老妈说他是个人渣,这我倒不予置评,因为老爸根本没回过几次家,而且在我懂事以前就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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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老妈对他根本没有好感,甚至可说是恨之入骨;而且,对透过老爸所看到的台湾人圈子也是憎恶有加。没想到因为老爸的死,老妈却得依靠这个台湾人圈子过活,这种讽刺应该会令她咬牙切齿吧!虽然老爸几乎不回家,但家用倒是没少给过。虽然详细的情况我没问过,但是记忆里好像没看见老妈上过班,所以应该是这样没错。那阵子我们住在初台的公寓,她只是从早到晚都在爬格子,写些自以为创作的东西。我偷偷看过几回,写在稿纸上的要不是批评老爸的恶言恶语,就是些下流的Se情故事,怎么看都只是她在打发时间罢了。我们每餐都上馆子;除了内衣以外,脏衣服也都送洗;只有偶尔想到时,才会打扫一下房间,所以房子总是脏乱不堪,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老妈虽然靠恨之入骨的老爸的钱过日子,却彻底的放弃了生活。我的老爸死在大陆。听说是因为喝醉酒跟别人打架,肚子上挨了一刀才挂掉的,我们的生活费用一向仰赖老爸,所以老妈从此就没戏唱了。去大陆领回老爸的骨灰后没多久,老妈就开始找工作,可是从来没有自谋生计的老妈无法适应上班的生活,一直找不到工作。当时只觉得我们母子俩饿死只是迟早的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得到了一个结论——老妈去向她恨到骨子里的台湾人圈子求援。她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落得这种下场,都是因为这些无可救药的台湾人给她带来这些打击的缘故,加上她也认为他们有义务为身为半个台湾人的我尽点心力。 
  在我十三岁那年,老妈提着两只皮箱,带着手抱特大号手提袋的我,搬离了初台,就这样找上了歌舞伎町的杨伟民。当时的杨伟民气色比现在好多了,身子也胖得不能再胖。他带着夸张的笑容迎接我们,他对老爸的死感到十分遗憾,还说老爸就像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所以他也不会把我们当外人。当时杨伟民的药房就已经不太干净,所以我一时还搞不懂老妈为什么要来投靠这个脏药房的老板,但是没多久我就弄清楚了。杨伟民让老妈当上夜总会的妈妈桑,还给她一栋位于大久保的公寓。老妈只需每天在店里露几次脸,所有的业务都由店经理负责打点,我和老妈把行李搬进了大久保的公寓,当天就成为歌舞伎町的居民。简直就像魔术师的礼帽里,随时可以变出鸽子那么简单。过了几天,杨伟民找白天在歌舞伎町游荡的我谈话。他说我是他的孙子。 
  “我们台湾人传统的观念,就是把亲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你和你母亲现在都是我杨伟民家的人了。你母亲现在是我女儿,而你就是我的孙子。懂了吗?” 
  “伯伯是说,我爸是你的儿子吗?” 
  杨伟民听我这么说,笑着摇摇头。“血缘上是没什么关系。不过每个台湾人都把彼此当做同胞,就算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也都吃一样的东西,说一样的话,来自同样的故乡。” 
  “可是我不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连台湾也没有去过。” 
  “可是你的身体里流着台湾人的血,对不对?” 
  说着,杨伟民就走进药房里,旋即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是一本中文词典。 
  “说来可悲,你母亲认为你爸爸负了她,所以恨透了我们台湾人。我身边有些人知道这件事,所以对你妈妈很没有好感。” 
  我默默地凝视着杨伟民的脸孔,完全搞不清楚他在对我说些什么。 
  “有时我对你们的照顾也会有疏失,你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时候保护母亲。假如你能在我这里站稳脚,就没有人敢再说你母亲的闲话了。所以,你一定得先学会说自己的母语才行。” 
  我收下了那本中文词典。 
  “有空的时候就来找我吧!我会教你说北京话,有空就自己翻翻这本词典。” 
  “知道啦!” 
  杨伟民眯着眼睛,搔了搔我的头发。“这才乖,健一。你的日本名字是高桥健一,可是你爸爸姓刘。以后有自己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就说你叫刘健一吧!” 
  杨伟民随手抓起一张纸,写上刘健一三个字,我马上被这三个字迷住了。这个以我不熟悉的北京话吟出来的名字,让我感到自己仿佛在一瞬间变成异国的居民。我本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可怜虫,在其他小孩子面前,只能拼命地隐瞒自己身上流着台湾人血液的事实,一心期望自己不要太引人瞩目。可是自从我获得了这个新名字之后,展现在我眼前的世界,就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伯伯,我会努力的。” 
  “别叫我伯伯,叫我爷爷。” 
  “知道了啦!爷爷。” 
  那时,我高兴得想跳起来。可是,这一切都是个骗局。不仅是老妈,连我也没有成为杨伟民的亲信。我拼命学习北京话。因为我的努力,几个月后,我和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也比较能交谈了。可是这时我才发现,杨伟民的亲信在谈论不希望我听到的事时,会用台语闽南语。北京话和台语的差别,简直就像是英语和法语一样。可是我还是天真地认为杨伟民有天也会教我说台语。 
  不过我学习台语的机会终究没有来临。
 6 
  在东方大道的一角,24小时营业的超市斜对面,有一条小巷子,两旁被贩卖强精剂以招来嫖客的药房,以及黑帮经营的声色场所占据,好笑的是,这条小巷子叫做中央街——我开的店就在巷子里。这一栋战后盖的三层古老木造房屋,一楼是卖烤鸡串的,上面两层是我的店。虽然在烤鸡串店门口旁“加勒比海”的荧光招牌昭告着店名,但那扇过分坚固的铁门上不仅没有招牌,就连窗户也没有,只贴了一张朴素的牌子,上面写着会员制。被招牌吸引而来的醉汉在看到这张牌子时,多半就放弃了光顾的念头。这一带毕竟也算是非之地,再加上单凭加勒比海这块招牌,也看不出这究竟是家怎样的店,所以不是熟客是绝对不会上门的。 
  我按下藏在门边的对讲机按钮,没多久就传来了志郎的声音:“马上开门。”同时也听到了电动门锁打开的金属声。 
  我接手这家店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装了这扇门。有了这扇厚重的铁门,就算是手持青龙刀的福建人要闹事,也别想闯进来,二楼窗外还装有一台可以监控大门附近的隐藏式摄影机。每当有人按对讲机时,我或志郎就可以透过监视器决定要不要开门。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掌握些许逃命的时间。 
  我推开厚重的门,走上了楼梯。狭窄的楼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如果有许多人想同时冲上来是不可能的。已被拆除的左侧墙壁,被改装成可以随时塌下来的置酒棚,若有不速之客驾临时,只要推倒棚上的莱姆酒瓶,再丢进一个打火机,问题就解决了。 
  幽暗的店里,播放着震天响的拉丁舞曲,掩盖了攀爬时,老旧楼梯叽叽作响的声音。 
  “早。”志郎坐在只能容纳二、三人的小吧台旁的高脚椅上,翻阅着一本杂志。那剃得短短的平头还是那么刺眼,穿在左边鼻孔与耳朵上的别针,在酒店的灯光下闪耀着七彩光芒。假如没看到他那死气沉沉的混浊双眼和黑眼袋,怎么也看不出他已经有三十好几了。 
  志郎板着臭脸翻着杂志,我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坐在店里的两个客人是二丁目的店倒闭后,常在这里出现的人妖。志郎的心胸并不宽大,对人妖是打从心底讨厌。那两个紧贴在一起的人妖,身体好像要溶作一堆似的,呆滞的眼神漫无目的张望着。 
  我用力嗅了一下,周遭闻不到烟味。 


  微胖的人妖用假音——这在人妖的圈子里叫做哈士奇音——说道,手像漂浮的海藻似地挥舞着。比较瘦的那个只望了我一眼,马上又回到大麻药性发作的温柔乡里去了。 
  “我不是说过不准有人在这里抽大麻吗?”我在志郎的身旁坐下时对他说道。“其他人平常吸些什么我可管不着,可是绝对不准给我带进店里。现在的小鬼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到毒品,可是他们只要被吓一吓,嘴巴可就封不住了。我可不想让这些小鬼借用我的店开个毒品派对,让条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找上门来。” 
  “别闹了,不要立刻就怪到我的头上嘛!他们俩进来时,就已经是有气无力的了。健一先生既然不常露面,就请不要太唠叨。假如有其他客人会来的话,我非把这种臭人妖痛扁一顿不可。”志郎混浊的双眼虽然发红,但视线还十分尖锐,虽然今天说话时和平常一样夸张地伸长舌头,声音却很清楚。虽说伸出舌头发气音对庞克歌手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技巧,但他把这种技术的磨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搞得看的人都比他还累。 
  因此,我常叫志郎说话时正经点,但他根本连理也不理。有一次我笑他这样看来像个智障,他却凶了回来,要我别再用这种带有歧视的口吻说话,否则他大不了辞职不干了。 
  我伸手到吧台边,把伏特加倒进酒杯。“生意如何?”我把冰块扔进酒杯里后,看着志郎问道。 
  志郎歪着头比了比人妖的方向,眼神显得十分不悦。加勒比海的来客人数的确是呈下降曲线,而对从晚上七点到天亮时,都得守着这家门可麻雀店的志郎来说,不满的情绪却是反比例上升。不过我早就对他说过,想走的话,随时可以辞职,所以我也只能让他发泄一下不满。 
  “有谁打过电话来?” 
  “有个奇怪的中国人打来,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凝视着盛着伏特加的酒杯,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从胃里涌上来。 
  “大概是个怎样的人?” 
  “他问:健一在不在?日语说得烦透了,但还不至于听不懂。我回答说:他不在。他就突然用中国话鬼叫了起来………我懒得理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是富春没错,那个混蛋真的回来了。我一口气喝光了伏特加,只觉得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是恐惧。 
  “出了什么事吗?”志郎看出了我的不安。 
  “没什么,只是个脑筋有问题的中国人罢了。”我极力压抑住恐惧。虽然碰触着酒杯的手指微微颤抖着,但是并不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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