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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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邓小平的本意， 至少是他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期间的见解，中国应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制约、监督和反馈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才是政治改革的目标和成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这方面做出明显的努力，或虽经努力而未取得明确成果。党的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已被淡忘，最高决策层仍实行以集体会议为补充的领袖制度。
2。 邓小平的决心和原则性是为人们所普遍信任的。初衷的改变或进程的中断，不是决心的动摇而是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那么，这些困难和障碍究竟是什么？
3。 邓选定两位较年轻的政治领导人担任党的总书记， 他们都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鼓吹者而都由于在这方面走得过远过急而先后被解职。这两位领导人除了他们各自的不同风格之外，其改革的主张大多应该是取自邓先生的总设计蓝图。他们的先后受挫，究竟是意味着改革进程的调整呢还是纯粹由于个人犯错误所致？
4。 中国的政治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属自上而下推行的宫廷式改革或政治家的改革。因此，改革的结果必然具有伸缩性和可控性，扩张和宽松的程度完全视社会运作和经济运作的状况而定。在这一点上，政治改革恰好成了社会进展的一种结果，是合于逻辑的。但它的不巩固性或恩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改革战线的英雄好汉层出不穷，而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中下层官吏或知识理论界人士则极少涌现。
5。 因此， 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当经济运转发生障碍或状况不良时，政治思想控制则相应加强。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他们会在同时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和政治上的束缚，情绪排泄的渠道不畅通或严重阻塞，继续过多时就是目标散漫而情绪激烈的社会性骚动。
四、 中国的政治危机及国际干预的切入点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转规律及其与国际干预的关系问题时，政治家或各国的研究学者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
ａ、传统的比较陈旧的决策制度和方式常常或必然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自１９７７年以后的１５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起伏剧烈的曲线发展状态。其峰谷之间的间隔之短、攀升与下滑的陡峭都是世所罕见、令人心惊肉跳的。而在这期间出现的三次经济飞涨（中国人习惯于成其为“跃进”或“大干快上”），都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热情号召或积极参与下产生的。三任党的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各对一次“跃进”负责。但是，每次经济飞涨都很快以经济过热的面目表现出其基础的欠发展核不稳固。这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产品质量下降、社会犯罪案件上升都成了准时赴宴的客人，一个不拉地都来了。
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便迅速地进入冰冻期或调整期。这时，居民储蓄增加、商品销售不畅、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国营企业亏损额积亏损面都增大。调整以１９８９年之１９９１年中央政府实行“双紧方针”（财政、信贷）期间为最坚决最激烈的一次典型作业。
无论经济处于热和冷的任何阶段，其发生的原因及推动或执行者都是中央政府。这也就使决策程序及方式合理化问题显得更加严峻。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极快的第四个经济高速度发展期的顶峰。而这一次“跃进”是由邓小平先生亲自发动的。１９９２年初，他由亲属陪同去中国南部几个城市视察，在那里他鼓励企业“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邓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此时的邓已是高龄，在党和政府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
中国现有的一系列政治调控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起到对政府经济决策行为的制约作用。１９９３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位民主党派（中国大陆独有的党派组织，其立党原则是发誓不作反对党）的领导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现象的提问时，竟混淆了“过热”与“热情”这两个汉语词组的明显不同的词义，竭力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辩护，并理直气壮地反问说：搞经济建设怎么能够没有热情呢？我认为热得还不够！
该领导人的表现已传为笑柄。这除了反映出这一代民主人士的素质不高之外，还间接地透露出中国政治监督制度的无效性与不成熟性。
ｂ、经济起落的节拍指挥着政治改革的步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冰冻期或调整期，政治收缩和思想控制都显得格外严厉。８０年代的早、中、晚期，中国共产党分别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喝“警惕和平演变”的口号都形成了持续时间不等的全国规模的运动。和平演变的问题早在６０年代中苏论战时期已提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实践，进入９０年代之后重提这一口号，其产生的震慑力和危惧感是可想而知了。
ｃ、随着经济起落的节拍和政治步调的进退形成了潮涨潮落的青年学生反政府运动。（这个问题将辟专章讨论）。
ｄ、过于频繁的经济与政治的起落，以及商品观念的侵浸，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趋于解体，民风与官员的忠诚都在受到侵袭而呈现出恶变的迹象。一般民众由于对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进而开始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与支持。有些西方的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组织已经大部分名存实亡或不再发生作用。事情恐怕尚未糟糕到这种程度，但是共产党在基层经济单位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削弱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请注意，这是危险而又十分不幸的。新的控制体系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控制之前，旧的控制力量已经撤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是一种社会性灾难）。
ｅ、以人权问题为口实和突破口的国际干预在这一全过程中从未收敛过自己的热情与进取心，有时甚至表现的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而且常有乘人之危之嫌。
ｆ、由上述各种现实危险和条件共同发生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无法起步， 而且有进一步趋向收缩和保守的可能。 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挫折，（有专家估计将发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期间），中国有可能在政治上进入一段短暂的“冰冻期”。目前，适宜的对现实不习惯的中共基层干部和各年龄段的党员都在呼吁党的领袖们有所动作。
ｇ、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已在受到消费市场、国际市场和金融调控政策的打击，一再有波峰跌入谷底，但是仍然以世界第一的速度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既有致命的缺陷，有有着极为可贵的健康因素，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题对此进行讨论，我们只在这里说，中国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全部条件，一旦能够顺利地度过国营企业资产权和经营权改造的难关，他将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
在经济自由和自主地发展进程中，以至企业家队伍以及中产阶级阶层将逐步出现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有实力的政治力量。
ｈ、政治与经济的逆向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经济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两者相互支撑与合作的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古怪结合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并且也将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问题是以后，合作双方的冲突是必然的。在自由经济不再需要保护并且以这种保护为一种难忍的束缚时，冲突将开始。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这一过程越短。
ｉ、中国更独特的国情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南北或东西之间间的落差完全不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存在几个质量级别的差距。如果我们在以上叙述的这种合逻辑的变化程序或某一因素发生异变、突变、中断或回潮，如果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发生重大的指导政策方面的失误，如果因此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政治失控、国土分裂等灾变，其基本原有就在于统一的中央指导方针根本无法适应相差如此悬殊的各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指的不是经济政策，因为可以通过自由化经济和下放权力解决这一矛盾，这里指的主要是政治与思想方针。挡某些地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以维持稳定和温饱时，再另一些地区社会主义的痕迹已经被改革得几乎无处可寻了。
１２亿人民在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这不仅是极危险的，而且存在着极高的发生概率。
这种危险主要体现在它位国际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必要性和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干预势不可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激烈对抗也将势不可免。
五、 任何形式的国际干预都是对中国的一种犯罪
国际干预之所以已经成为了为了国际政治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因为干预的目的在于安全与发展。这种目的或效果使实行干预的国家完全摆脱了道德上的歉疚感。
如果一个核电工厂不能有效地阻止精神偏执者进入它的大门；如果任由这个疯子摆弄那些红红绿绿的按钮而核装置没有自动安全闭锁系统的有效反应，那么这个核电工厂无异于一颗待爆的核炸弹，谁也不愿在它的附近建设自己的家园。
阻止疯子进入以及一旦进入发生后不至造成事端，这样两种控制和反馈机制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安全保障体系。缺乏安全保障体系的核电站是一个非法的存在。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安全保障体系呢？而这个国家又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如同３０年代的德国一样呢？如果这个国家又拥有核武器呢？
失控的力量就是现实的威胁。人们必然要对其进行一切手段和方式的干预。这是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一般被认为是符合公理的，因为这样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全人类的集体安全。
无论任何民族，无论这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或政治倾向，他们都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上述推理和结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还要关注邻居，并且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甚或根本没有力量时对邻居进行干预。
全部问题都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谁有权仲裁？由谁来判定这架或那架国家机器具有或不具有安全保障体系呢？谁？强者和大国？多数和集体？或者，那个由一两个大国说了算的联合国？
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政治经验、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不同的独立判断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的所有纠纷和麻烦盖出于此。而且也正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关国际干预的一切合理性判定都因为它的不可性或实行时的强权色彩而被全部推翻。
于是，只能让各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现实存在的应该被认为即是一种合理，是历史的综合和相对的合理。
然而人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实行积极干预的自然手段仍然存在。这种自然手段即经济行为。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以最自然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部门间流动。吸引资本的因素是两个：最大盈利和最小风险。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投资，判定一个区域是否正常发展，其基本准则是看它们是否存在一种科学合理的政治控制和保障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将是投资环境保持稳定及不发生突然恶化。海湾战争爆发以前，德比奥财团经过多年谈判终于签字同意在伊拉克投入巨额资本开发石油和矿产资源。这项投资被证明是失败的，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使资本陷入泥沼。失败的原因在于被高额利润所诱惑时没有充分估计政治的保险系数。在伊拉克，因为领袖个人独裁而国家不具有安全闭锁功能，巨额投入的回收和盈利只能寄托在那个领袖的决断是否明智上，失败是因为该财团忘记了这个原则：你绝对不可以在冒烟的炸弹旁边盖房子。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的互利性援助。因此，进行政治改革并建立其科学的决策与反馈机制就成了能否吸引这些援助从而能否顺利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先生在其论著中一再坚持经济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真知灼见。政治性的国际干预，正在以资本经济和技术经济的形式悄悄地然而是坚决有力地实行着。
台湾政府在８０年代初期秘密地建立起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