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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居里夫人传-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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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玛丽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一种她不大表示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使玛丽依恋所有那些和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使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的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 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就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静。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没能使锕X 沉淀”。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35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1933年12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0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40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在1934年5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了一次。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 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她的体温超过40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 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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