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传-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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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两点半钟的时候，他微笑着站起来向朋友们告辞，并且和当天晚上还要见面的让·佩韩握手。走到门口，他不在意地看了看天空，向那一天雨云蹙了一下额，然后打开他的大雨伞，在倾盆大雨中向塞纳区走去。
他到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看见门关着：工人们罢工了。他转身走上多非纳路，马车夫的喊声、附近码头上开过的电车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这条街十分喧闹。巴黎旧区这条狭窄的路上多么拥挤呵！马路上差不多只能容车马通过，而在下午这时候行人太多，人行道显得太窄。比埃尔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他有时候走在石铺的路边，有时候走在路上，步伐很不稳，心里在默想着事情，眼神集中，脸色郑重。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他正进行的试验？是在想他的朋友余班的工作？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现在正在他的衣袋里装着。是在想玛丽？
他已经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跟在一辆向诺夫桥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这条街同码头交叉的地方，喧闹声更大了。一辆开往贡德的电车刚刚沿河驶过，两匹马拉的一辆四轮重货车正由桥上过来，横越车轨，疾驰进多非纳路。
比埃尔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遮住了他在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撞着一头喷着热气的牲口。那辆货车这时候正横过这辆马车，他撞的是驾车的一匹马。两辆车旋风一般地挨近了，比埃尔吃了一惊，拙笨地移动了一下，想贴在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这个学者的鞋底在湿地上一滑，听到一声叫喊，引起了一阵惊惧的喊声。比埃尔已经跌在两匹马的铁蹄下了；过路的人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马夫急忙收缰，可是毫无用处，这两匹马仍然向前驰去。
比埃尔倒在地上，活着，并未受伤。他没有喊，差不多也没有移动，马蹄和货车的两个前轮从他身体两旁过去，并没有碰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奇迹，但是那辆极大的车，载着六吨重的东西，还要再走几公尺。左边的后轮碰到一个不结实的障碍，一转就把它压碎了。这是一个前额，一个人的脑袋。脑颅碎了，一种红色的粘东西溅在泥里——比埃尔·居里的脑子。
几个警察抬起那瞬间就被夺去生命的还有热气的躯体。他们连着叫了好几辆出租马车，但是车夫都不愿意把一个鲜血淋漓的泥污尸体放在车里。过了几分钟，好奇的人都聚扰来挤在一起。人群在那辆停着不动的货车周围越围越密，都向无心造成这场惨剧的车夫路易·马南发出怒喊。后来有两个人抬来了一副担架，把尸体放上去，毫无用处地在一间药房里停了一下，才抬到附近的警察分局去，在那里打开他的钱包，检查他的证件。风声一传出去，说牺牲者是比埃尔·居里，一个教授，一个著名的学者，人们的骚动立时加倍了；许多人握拳要打马车夫马南，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保护他。
医生德扈埃先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污的脸，细看头上很大的伤口，数了那在２０分钟以前是颅骨的１６块碎骨。人们用电话通知了理学院；不久，在格昂奥古斯丹路的小警察分局里，深表同情的一个分局长和一个秘书看着这个物理学家的副助手克莱尔先生俯身恸哭，那个车夫马南涨红着脸，也在哭泣。
比埃尔躺在他们中间，额上缠了绷带，脸没有受伤也没有盖上，他现在对一切事都不在意了。
那辆货车有五公尺长，装满了军装，停在门前。
雨已经把那沾在一个车轮上的血迹一点一点地洗掉了。
那两匹雄壮而年轻的马，因为主人不在旁边，而有点不安，打着响鼻儿，用蹄子敲着地。
祸患突然降临居里的家门。一些汽车和出租马车，沿着巴黎旧城墙逡巡不宁，接着在荒凉的克勒曼大道停住。共和国总统府派来的人在门前按铃，听说“居里夫人没有回来”， 没有说明来由就走了。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走了进来。
只有居里大夫和一个女仆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看见这些重要的客人觉得惊讶，向前迎接这两个人，看见他们的脸色显得很慌乱。保罗·阿佩尔奉命先通知玛丽，所以在她的公公面前保持一种尴尬的沉默。
到了六点钟，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出现在客厅门口，愉快而且活泼。她从朋友们过于尊敬的态度中，隐约看出有表示哀悼的可怕迹象。保罗·阿佩尔重述经过情形，玛丽完全不动，完全僵直，这种神气使人们相信她一点没有听懂。她并没有倒入他们亲切地伸出来扶她的手臂中，她不呻吟，不哭泣；人们说她像木头人一样地毫无生气，毫无感觉。过了很长而且可怕的寂静，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她低声问着，渴望听到什么否认的话：“比埃尔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改变，永远不再恢复原状；这是很普通的事，并不新鲜。虽说如此，那几分钟时光，对于玛丽的性格，对于她和他的女儿们的命运，确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不容忽略的。玛丽·居里并没有由一个幸福的年轻妻子变成无法安慰的孀妇。她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却比较严重。
使玛丽心碎的内心纷扰，她的错乱思想中的无名恐怖，过于强烈，不能借诉苦或谈心表示出来。“ 比埃尔死了”， 这几个字一传到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有一种孤寂和难言之隐笼罩她的心头，永远摆脱不掉。居里夫人在四月的那一天，不只成了孀妇，同时还成了无法救治的孤独可怜的妇人。
目睹这个悲剧的人感觉到在她与他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墙壁。他们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话语都只在玛丽耳边掠过，她的眼睛是干的，脸色苍白得发灰，似乎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很费力才能回答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她用几句简洁的话拒绝剖验——法律调查的最后一道手续，并且要求把比埃尔的尸体移回克勒曼大道。她请求她的朋友佩韩夫人，留伊雷娜住几天；她发了一个电报到华沙，“比埃尔因意外事故去世。”然后她到那潮湿的花园去坐下来，两肘支在膝上，两手扶着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毫无生气，不发一言，等着她的伴侣。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表的机器还在走，表蒙子也没有碎。末了，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
担架很费事地慢慢抬进窄门。安德烈·德比尔纳曾到警察分局去运回他那谊兼师友的遗体，此刻又是他抬着这副悲哀的重担。他们把死者停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玛丽就在那里独自对着她的丈夫。
她吻他的脸，吻他那差不多还有热气的柔软身体，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们把她强拉到隔壁房间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殓。她像是毫无知觉地服从了，后来忽然想起她不能让这几分钟这样过去，想起不应该让任何别的人照料那个血污的遗体，她又回来了，抱住尸体不放。
第二天雅克·居里到了，玛丽的收紧的喉咙才松驰，眼泪的闸门才打开；她独自对着这一存一殁的两兄弟，终于哭出来了。后来她又坚定起来在房子里徘徊，问人是否已经照常给艾芙梳洗。她到花园去叫伊雷娜，隔着栅栏和孩子说话。她告诉孩子“爸”的头上受了重伤，需要安静。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就又去玩耍了。
过了几个星期，玛丽因为在人前说不出她的悲苦，就完全陷于沉默孤寂之中，这种孤寂有时候使她惊惧地叫喊起来。她打开一本灰色的笔记本，颤抖着写出那些使她窒息的思想。在这几页到处涂改、渍满泪痕、而且只能发表几段的文字中，她对比埃尔说话，呼唤他，并且问他问题。她试着把拆散他们的悲剧的每一个细节记述下来，使这种记忆从此永远折磨自己。这个短短的私人日记——玛丽的第一个日记，也是她唯一的一个日记，反映出这个妇人一生中最悲痛的时期。
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样残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长辞人世，惊动了舆论，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哀婉动人地报导了多非纳路的不幸事件。许多表示同情的函电纷纷送到克勒曼大道，签名的有国王，有部长，有诗人，有学者，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电报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声。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
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听着接踵到克勒曼大道来的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的建议。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雅克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
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能叫这个有天才的妇人听一个主任的指挥么？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有人问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见时，她茫然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考虑，她不知道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公公对她叙述她应该接受的重大任务的一些细节，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
１９０６年５月１３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第七章 孤军奋斗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