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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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底”、“地”的来源。关于“底”的来源，章太炎《新方言》认为“在语中者，的即之字；在语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热的，的即者字。”唐钺《国故新探》说与此同。
吕叔湘（1943）认为“底”来自“者”，“者字很早就有兼并之字的趋势。到了某一时期，笔下虽有之和者两个字，口语里已经只有者一个词，它的应用范围不但包括本来的者和之，而且扩展到（a＇）项即名词代词领格之不继以名词者。这个词后来写作底”。
王力（1958）不同意吕说。他认为这种说法有三重困难：“第一，‘者’字在上古属鱼部，在中古属麻韵上声，它怎么样变成为‘底’［ｔǐ］音，很难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第二，‘底’（‘的’）字显然是形容词的词尾和定语的语尾。‘冷的水’和‘冷的’里面的‘的’字显然是同一性质的，说成两个来源，缺乏说服力。第三，人称代词后面的‘底’（‘的’），如‘你的’、‘谁的’，并不能译成文言‘汝者’、‘谁者’。”他认为“底”是从“之”变来的，“之”的上古音是ｔǐ，后来在文言中演变为ｔ，在白话里演变为ｔǐ。这样就造成一对骈词，“之”与“底”并存。骈词虽然同出一源，由于各自发展，意义可以分歧。
冯春田（1991）进一步论证了唐宋的“者”近于“底”，“底”字结构来源于“者”字结构，而“底”与“之”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他又认为：“底”取代“者”不是语音变化的结果，而是词汇替换现象。助词“底”应来源于代词“底”。
蒋冀骋（1991）认为《集韵》“者”有“董五”一音，训为语辞，“董五”稍变，则与“底”音近。吴福祥（199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认为：唐五代时，用作结构助词的“者”“底”可能已读轻声。由于音节的轻音化，“者”“底”韵母的音值差别可能已变得不太明显，以致在唐五代的某些方言里“ｕ”、“ｅｉ”混用。反映在书面上便以“底”代“者”，最后“底”兴而“者”废。
我们认为，从功能上说，“底”应源于“者”，从语音上说，也还可以解释，所以赞成吕叔湘的“底”来于“者”说。
“地”的来源也有不同的意见。
吕叔湘（1943）认为来历不明。
王力（1980）认为“地”跟“底”来源相同，都是由“之”而来。
太田辰夫（1987）认为，结构助词“地”可能是由表处所的名词“地”演变而来。他说：“用于副词性修饰语的‘的’早先写作‘地’。‘地’当然是‘土地’、场所’的意思，是转为表示动作或状态存在的环境、用作副词性的修饰语的吧。例如唐代就能见到的‘暗地’，大概就是‘暗的地方’→‘在暗的地方’→‘暗暗地’这样变化而来的。”
孙锡信（1992）的说法与太田氏相似。吴福祥（1996）认为“太田氏的意见值得重视。并举“许”的虚化过程作为旁证。
我们赞同太田的说法。
3几部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著作简介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1991）讨论了近代汉语的新兴和特殊介词，研究了介词“连”“和”及其相关句式，探讨了“底”“地”“则个”“在”“着”“生”等助词或词尾的用法和来源，分析了“X么（摩）”类词语的内部结构，对“们”的语义特点和特殊用法也进行了介绍。此书的特点是讨论的问题集中，分析较细，学风朴实。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对近代汉语新兴的助词、介词、连词、副词和词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对讨论到的虚词的用法、功能和发展变化进行精细的描写，并对某些虚词的来源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重要著作。
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共分五章，对近代汉语常见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书的特点是：a注意历时研究。凡讨论到的助词都尽可能从来源、历代使用情况、发展演变诸方面进行描写。b注意与现代方言作比较研究。尽管这一特色还不明显，但毕竟还是注意到了。c在虚词替代的原因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足以启迪人的思考。
（三）动补结构的研究
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产生时代、发展演变情况是治语法史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动补结果的类别较多，有些类的产生时代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动补结构的普遍使用应在唐代以后。
朱德熙将动补结构的补语分为四类：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状态补语、可能补语。除趋向补语类外，其余三种的产生时代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将“结果补语”类叫做“动结式”，将“状态补语”“可能补语”两类叫做“带‘得’的动补结构”。
1动结式
这类动补结构王力称之为“使成式”，日本某些汉学研究者称之为“使成复合动词”，名称虽异，其所指是相同的。
关于动结式的产生时代，约有四说。（1）殷代或先秦产生说。周迟明（1958）主殷代说，余健萍（1957）、杨建国（1959）主先秦萌芽说。（2）汉代说。王力（1957）认为：“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3）六朝说。日人志村良治（1984）持此说，梅祖麟同。（4）唐代说。持此说者为日人太田辰夫（1958）。
之所以有如此不同，主要是各家对相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分析。
《尚书·盘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左传》昭21：“城射之殪”。这是“先秦说”的主要材料。“扑灭”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补结构，而在先秦时代则未必。“扑灭”是“扑而灭之”的意思，“扑”是“灭”的方式，并不是动补结构。至于“城射之殪”可以读作“城射之，殪”。不是动补结构的分用式。先秦说是靠不住的。
纯粹用语意来分析，难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有一个检验的标准。日人太田辰夫（1958）提出了一种检验方法，以“杀”“死”二字为例，“杀”自古至今都是他动，“死”自古至今都是自动，当“V＋死”结构带上宾语时，“V＋动”就是“动补结果”。也就是说，“V他＋V自＋O”结构才是具有形式标志的“动补结构”。
志村良治（1984）对“动词的复合用法”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动词的复合用法要放到整个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背景上来考虑。六朝时期汉语词汇复音化大大加速，而很多复音词的词序是不稳定的，往往可以颠倒，如“拔济”可作“济拔”，“灭尽”可作“尽灭”、“坏烂”可作“烂坏”。所以它们是动词的等立使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第二音节动词的惯用化，如“尽”“坏”经常充当第二音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第二音节动词的自动词化，以“动词＋死”代替“动词＋杀”就是第二音节动词自动词化的结果。“动补结构”也就产生了。志村的贡献在于说明了“动补结构”（他叫做“使成复合词”）的产生过程和部分原因，他的结论是：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
梅祖麟（1991）也对动结式的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V杀”和“V死”可出现于四种句型：甲、施事者＋V杀＋受事者；乙、受事者＋V死；丙、施事者＋V死＋受事者；丁、受事者＋V杀。
实际上，先秦两汉只有甲、乙两型，甲型中第二个动词是及物动词，后面出现受事者，乙型中的第二个动词是不及物动词，后面不出现受事者。这两种句型中的两个动词都是并列结构，而不是动补结构。
论者多以《史记》的“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激怒张仪”、“射伤克”、“楚孝王伐灭鲁”作为动补结构在汉代出现的例证。梅氏认为，这些都不是动补结构。因为“灭”“伤”等字在先秦都是他动（或使动）用法比自动用法多，而“堕”、“怒”等字虽然在先秦自动用法比他动（或使动）用法多，但它们在两汉只出现在“甲型”中，而不出现在“乙型”中。这说明“堕”、“怒”等字在复合词中仍是他动（使动）用法，后面需要宾语撑着。
真正的动结式是丙型，出现时代是六朝。同时期有“打死之”的例证，又有“愁杀人”“笑杀人”的例证，这种“V杀”式中“杀”的用法同“死”，说明“V杀”是被“V死”同化而成动补结构的。此外，还有“即便以觜啄雌鸽杀”式的“隔开型”使成式。这种“隔开型”中的第二动词都是自动词，如“打汝口破”、“吹我罗裳开”，那么“啄雌鸽杀”的“杀”也是自动词。
这种“乙型句”中的“他动词＋自动词”带上宾语以后，就发展为动补结构，如“打死之”中的“打死”。这是动补结构的一个来源。动补结构的第二来源是“甲型句”中的“他动词＋他动词”后一动词由他动变为自动，如“射伤”“击败”等在汉代是“他动词＋他动词”的并列结构，到六朝时变为“他动词＋自动词”的动补结构。促成这种变化有多种因素：（1）清浊别义的衰落；（2）使动式的衰落；（3）隔开式动补结构的影响；（4）东汉时不带宾语的“动＋形”复合词的产生，也会影响西汉时已有的并列结构（如“减轻田租、“射伤克”等），使其变为动补结构。
梅氏的分析把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同时期的其他语言变化联系起来，使结论更加接近语言实际。
动结式产生于六朝，分合用和分用两种。六朝至唐，两式都有用例。宋代分用式逐渐减少，元明以后，就只有合用式（VCO）了。
2带“得”的动补结构
带状态补语的动补结构和带可能补语的动补结构在动词和补语之间都有“得”字（可能补语的否定式没有“得”字），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王力（1958）把这种动补结构中的“得”看作词尾，认为词尾“得”来自动词“得”。汉代开始，“得”可以放在动词后，产生了“达成”义，成为了倒装的“能”，至唐代，“得”虚化为词尾，一为递系句的动词词尾，如“旗下依依认得真”（季布骂阵变文），一为紧缩句的动词词尾，如“感得九龙吐水，沐浴一身”（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至宋代，“得”又可以作能愿式的动词词尾，如：“如何发得出来？”（朱子语类卷二）。
在《汉语语法史》中，王力把“递系句的动词词尾”称为“词尾得引进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的补语”，把“紧缩句的动词词尾”称为“词尾得引进表示动作结果的补语”，这两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带状态补语的动补结构的“得”。王力又把“能愿式中的动词词尾”称为“在使成式中插进一个‘得’字，表示‘能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带可能补语的动补结构中的“得”。
祝敏彻（1960）、杨建国（1959）、岳俊发（1984）则认为古代汉语中有两个“得”，一是表“获得”的“得”，一是表可能的“得”，由前一个“得”虚化，产生了结果补语（或称为情态补语）“得”字句，由后一个“得”虚化，产生了可能补语（可称“可能式”）“得”字句。
可能补语结构中的“得”是由古代汉语中表可能的“得”发展而来的吗？蒋绍愚（1994）认为，汉代的“VO不得”和“V不得”中的“得”，就是表可能的“得”，和“V（O）不得”相应的肯定形式是“V得（O）”。蒋氏引太田辰夫（1958）的说法，“不得”和“得”未必出于同一来源。因为在带宾语的时候，“VO不得”中宾语放在“不得”的前面，而在“V得O”中宾语放在“得”的后面。“VO不得”的“得”是置于动词后表可能的“得”，“V得O”的“得”是由“获得”义引申而来的“达成”义，它们来源不同，故宾语的位置不同。
表达成的“V得O”和表可能的“V得O”的区别在于：出现在表已然的语境中，“V得O”表达成，出现在表未然或假设的语境中，“V得O”就表可能。后来进一步发展，“V得O”定型后，就可以脱离语境表示可能了。由这种表可能的“V得O”类推，后来也产生了“V不得O”。
蒋绍愚认为，只有“VO不得”中的“得”是由表能愿动词“得”后置而来的，其他表可能的“V得（O）”和“V不得（O）”中的“得”，都是由“获得——达成——可能”发展而来的。“V得C”（状态补语结构和可能补语结构）中的“得”和“V得（O）”中的“得”是同一来源，“V得C”中的“得”也是由“获得”义的“得”发展来的，而不是由“可能”义的“得”发展来的。
（四）处置式的研究
“处置式”是王力（1944）提出来的一个术语，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