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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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冀骋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汉语的语音情况，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问题、资料反映的音系问题、朱翱反切的资思韵问题，直音注音的局限性问题，对音的局限性问题，卷舌音与ｉ相拼的问题，《中原音韵》《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问题，皆有所见。方法上注意了与现代方音的相互参证和对音材料的自身的语音系统。
此外，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7）也有一些文章讨论近代汉语语音，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二十世纪前半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没有大的进展，虽然有罗振玉《俗说》、胡朴安《俗语典》（1922）、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1925）之作，但只是列书证出处，没有诠释或很少有诠释，与十九世纪以前研究俗语的著作没有什么区别。
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1988年第四次增订）。
1诗词曲语词的研究
最早专释戏曲语词的，应是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此外有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6），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王钅英《诗词曲语词例释》（中华书局，1981，1986年增订），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90），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皆对诗词曲语词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而成就最大，有突破性进展的应是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张相的书有如下特点：
（1）材料丰富，考释精当。作者基本上掌握了全部唐诗、宋词和元曲的语言材料，全书标目537条，附目600余，分条800有余，搜罗之广，实为罕见。收词多如果释词不精，则为一般的资料汇编，张书的特点在于考释精当，能发前人所未发。如：
总，终：犹纵也，虽也。李益诗：“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刘禹锡诗：“总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里更谁过？”此用“总”者。用“终”者，方干诗：“膺门若感深恩去，终杀微躯未足酬。”李商隐诗：“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2）方法缜密、科学。张相《叙言》中自述其方法为：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继承了清人的传统训诂方法，又有新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比照意义”，张氏将“比照意义”分为六端，即：①有异义相对者，取相对之字以定其义。②有同义互文者，从互文之字以定其义。③有前后相应者，就相应之字以定其义。④有文从省略者，玩全段之文以定其义。⑤有以异文印证者。⑥有以同义异文印证者。这种“比照”，解决了不少语词的训释问题，但有些语辞的意义无可“比照”，作者往往用排比归纳法来确立其词义，即根据上下文来假定某个词语的意义，如果这个意义在大多数例句中都能成立，那么这个意义就可以确定。所谓“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使用此法，是《汇释》能发人所未发的重要原因。如释“可中”为假使，释“为复、为”为“抑或，还是”，释“诉”为“辞酒”，皆其例。
此书的不足之外：①有些解释有误。②词义划分太细，显得无所统系。③缺乏语法观念。④考释词义时，对语音注意不够。⑤语辞的溯源尚可加强。
王钅英《诗词曲语辞例释》对张相书有所补充，有所纠正。是这类著作中的后出佳作。
2、敦煌文献语辞研究
敦煌文献的语辞研究，著作有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辞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郭在贻《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37）等，论文有徐震《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和江蓝生、袁宾、杨雄、张涌泉、黄征等人的论文，都为敦煌文献的语辞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此书的特点是：
（1）首次对敦煌变文中的口语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敦煌资料语辞研究之先河。
（2）释义准确，注意了词义的概括性，方法科学，材料丰富。
（3）注重溯源探流，具有一定程度的词汇史的性质。
（4）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例，揭示了词义变化的一些规律。
不足之外：①作者未见敦煌写卷，有些条目据《敦煌变文集》而误。如释“乘”为“我”，是正确的，但说是“朕”的假借，则是错误的。因为“乘”在原卷中是“我”的草书，整理中误认为“乘”。②有些词目据一二例证立义，偶有失误。如“露柱”条仅有一例，解释也不正确。《景德传灯录》“露柱”出现了23次，《五灯会元》“露柱”共出现75次，皆不是蒋书的意思，蒋释误。
3。笔记、小说、语录的语辞研究
这类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王钅英《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90），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段观宋《文言小说词语通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他如江蓝生、蒋冀骋、汪维辉、周志锋、黄征、方一新、蒋宗许、张生汉等人也有一些语辞考释方面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李申的《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此书的最大特点是运用方言俗语来解释《金瓶梅》的语辞，多有发明。
4。通论性的研究
对近代汉语词汇进行通论性的研究，首推郭在贻的《俗语词研究概述》（《语文导报》，1985），《训诂学》的第九章“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的第九章“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应该一提的是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此书在郭在贻的俗语词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衍，有所发展，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著作。此书的特点是：
（1）内容丰富，涉及近代汉语词汇的各个领域，注意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
（2）将词汇放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大背景来考察，有助于对近代汉语词汇作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
（3）注意了词汇与文字、音韵、语法的相互影响，从形、音、义、结构诸方面来考察词汇。
（4）有比较精确的词义考释，说明作者具有一定的古文献基础。
此书的不足是：（1）对常用词词义的演变注意不够。（2）说明了是什么，对为什么注意不够。
四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此节采用蒋绍愚先生《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论述较多，特致谢意。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滥觞于四十年代吕叔湘的系列论文，此后，高名凯、王力、刘坚、向熹、祝敏彻、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孙锡信、冯春田、唐钰明、吴福祥，日人太田辰夫、桥本万太郎、志村良治，美籍华裔学者梅祖麟皆有研究，都对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五章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2）
更新时间2010…6…8 16：03：08 字数：16726
（一）近代汉语的代词研究
在近代汉语代词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吕叔湘著、江蓝生补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此外，高名凯、王力、周法高、陈治文、郭锡良、张惠英、孙锡信、梅祖麟，日人小川环树、志村良治皆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推进了近代汉语代词研究的发展。
《近代汉语指代词》的特点是：
1。第一次对近代汉语的指代词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2。对近代汉语大多数指代词的来源、用法、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较全面的描写，在某些指代词产生、发展的原因上，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既注重了描写，也注意到了解释。
3。学风谨严，结论大多可信。虽然有些地方还可商榷，但并不影响对此书作“结论大多可信”的评价。
有些问题还可再讨论，如：“这”、“那”的来源问题，“怎么”和“什么”的关系问题等等。
（二）近代汉语的助词研究
1。“了”、“着”的产生时代和演变过程
王力、张洪年、赵金铭、杨天戈、梅祖麟、曹广顺、冯春田、吴福祥都进行过研究，都有较好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大致是：
（1）助词“了”、“着”的产生时代是唐代。
（2）“了”前移到动词宾语前是“了”成为“助词”的标志。
（3）“了”前移的原因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梅祖麟认为：“了”字前移是“动补结构”的两种形式“动＋宾＋补”“动＋补＋宾”促使了“了”字前移。也就是“了”受“动＋补＋宾”的影响位置前移。此外，“动＋宾＋不得”变成了“动＋不得＋宾”，也促使了“了”的前移。曹广顺认为，唐代表示完成貌最常用的是“却”，“却”出现在“动＋却”和“动＋却＋宾”两种格式中。“了”受“却”的影响，位置前移。
（4）吴福祥认为“动＋了＋宾”的出现，并不是“动＋宾＋了”的“了”前移的结果，而是“动＋了”句式带了宾语的结果。“动＋宾＋了”的“了”是事态助词，与动态助词“了”（动＋了＋宾）不一样。
（5）进行态助词“着”是持续态助词“着”变化的结果。当“着”所表达的持续状态是另一个动作进行的条件时，“着”的作用就变为表示动作的进行态了。而持续态助词“着”是“动＋着”这种“动补”结构发展的结果。
2。“底”、“地”的研究
对“底”、“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底”“地”的区别及其来源的问题上。
（1）关于“底”、“地”的区别。吕叔湘1943年《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一文将现代汉语中“联接加语于端语”的“的”分为四类：（a）联接名词或代词于名词；（b）联接形容词于名词；（c）联接动词或动词词组于名词；（d）联接加语于动词或形容词。他认为唐宋时期“底”、“地”的区别是：（a）、（c）只用“底”，（d）只用“地”，但（b）及（b）（省掉端语者）有底有地。在（b）（b）类中，“跟地的大率是重言（XX或XYY），或双声、叠韵；跟底的字大率不具备这种形式。这两类词的作用也显然不同：前者的作用在于描写情态，后者的作用在于区别属性”。
八十年代以来，祝敏彻、曹广顺、冯春田、吴福祥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尽管结论与吕叔湘大同小异，但这种多方位的考察仍是必要的。
祝敏彻（1982）对《朱子语类》的“地”和“底”作了全面分析，完善了吕叔湘的结论。提出了“地”字结构作宾语，宾语是描写性的，“底”字结构作宾语，宾语是判断性的。并发现了“底”与“地”作用完全相同的例证。
曹广顺（1986）对《祖堂集》中的“底”和“地”作了全面的分析。曹氏的结论是：（ａ）（ｃ）两类只用“底”，与吕氏结论完全一致，（ｂ）（ｄ）两类则“底”“地”并用，没有区别，与吕氏结论不一致。可看作“底”“地”用法的发展。
冯春田（1991）将“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助词，一类是词尾。“结构助词”指体词性结构中的“底”和“地”，“词尾”指谓词性结构中的“底”“地”。通过对《祖堂集》《朱子语类》的考察，冯氏得出了与祝敏彻、曹广顺大体一致的结论。
综合诸说，“底”与“地”的区别是：①体词性结构中一般用“底”不用“地”，特别是名词和代词后面，只能用“底”，不能用“地”。②谓词性结构中的情况因时而异，唐代用“地”，不用“底”；五代时“底”“地”并用；南宋以后，绝大多数写作“地”，只有个别地方写作“底”。
（2）关于“底”、“地”的来源。关于“底”的来源，章太炎《新方言》认为“在语中者，的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