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穷人的银行家-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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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们又兴奋地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政府的问题。我们稍稍变动了一下早先的计划，决定M。A。哈桑（M。A。Hasan）马上动身去加尔各答与阿加塔拉（Agartala），与那些孟加拉逃亡政治领袖们取得联系。然后他通知我去和他会合，建立新政府。
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 Hilali）来埃纳耶特·卡里姆家做礼节性拜访，当时我们正在用晚餐，我们几个人连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进了一个顶楼的房间。我们在那儿一声不出地静悄悄地坐了两个小时，这样，那位大使就不会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着三个反对国家的活动家了。
第二天，哈桑按计划动身前往加尔各答和阿加塔拉。他从加尔各答发来的电讯很辛酸，他对那些领袖们表示失望，并劝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纳加尔政府（Mujibnagar 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开展运动，争取孟加拉国为世界所承认，并呼吁停止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军事援助，恢复谢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内科医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尔（Mohammad Alamgir）博士的领导下，孟加拉人美国联盟在纽约成立了；在芝加哥，F。R。汗（F。R。Khan）博士创立了孟加拉人抵抗联盟，汗博士是一名孟加拉裔建筑师，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Sears Tower）就是他设计的。沙姆苏尔·巴里成为那个组织的总书记。他出版了第一期《孟加拉时事通讯》（ Bangladesh Newsletter）。我从他那里接手了这项工作，定期从我在纳什维尔的帕拉龚坊（Paragon Mills Road）500号的寓所出版这份时事通讯。寓所变成了一个通讯中心，电话终日响个不停，人们从北美和英国打来电话，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关战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于在华盛顿的孟加拉人的努力，还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对参众两院进行游说。我负责信息中心创始初期的运作，然后，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国各地的大学组织校园研讨会。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我们为未来的孟加拉描绘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我们想要坚持民主制度，我们想要确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选举的权利，想要确保人民摆脱贫穷。我们梦想一个庄严地树立在世界各国之林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乐幸福。
1971年12月16日，孟加拉赢得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百万孟加拉人丧失了性命，为了躲避战乱，一千万人逃亡到相邻的印度，还有数以百万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强奸与其他暴行的残害。战争结束时，孟加拉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被摧毁了，成百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认为，我要为自己这样做。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1）
1972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在向计划委员会主任努尔·伊斯兰（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议之后，我终于辞职了，去吉大港大学做经济学系主任。
吉大港大学位于吉大港市以东20英里，占据着1900公顷贫瘠山地。这所大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外表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楼完全以裸露的红砖建造，走廊开敞，房间宽大。但是，尽管这些现代建筑令人观感舒服，却很不实用。例如，我到那里时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作为经济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的办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们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这使得同事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当时大学的处境很困难，教师们抵制升级考试，他们指责学生抄袭书本，或互相抄袭。许多学生曾加入解放军（Mukti Bahini），刚从战争中归来。他们带着枪，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宣布考试结果，就要伤害教师。
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父亲准许我每天开他的车到郊区的校园去上班，每天都经过位于高速公路与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便问同事H。I。拉蒂菲（H。I。Latifee）教授，为什么这些土地上没种上冬季的庄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议去问问村民，结果发现，没有用于灌溉的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地荒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于邻里。一所大学绝不应是一个孤岛：在其中学术造诣越来越高，却不与人分享。
我们的校园面对着一道山脉，每天早晨，我可以从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过校园向群山走去。他们扛着锋利的砍刀，日落时分，满载柴火树枝归来。我突然想到，大学应该将那些荒山转变为多产的庄稼地，这会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大而论之，为国家出产粮食。
我对那个村庄本身也越来越好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我们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吗？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够全年口粮？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贫穷？
对于贫困起因的分析，多将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贫穷上面，而非着眼于为什么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社会问题敏感的经济学家们强调，穷人缺乏“应得的权利”。当时，我对于饥馑还没有什么概念，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渐发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
1974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去见了大学的副校长。阿布·法扎尔（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与小说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民族的良知。他很礼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他问道。头顶上的电扇慢慢地转动着，蚊子嗡嗡作响，仆人送来了茶。
“许多人正在饿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谈到这件事。”我回答说。
阿布·法扎尔点点头；“你有什么建议吗？”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请您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
“噢，但声明什么呢？”
“号召全国和国家的领导们一起协力度过饥荒。我肯定，如果您领头的话，学校里所有的教师都会在您的信上签名，那将会有助于动员起全国的舆论来。”
“对呀，”他啜了一口茶，说道；“尤努斯，你来写那个声明吧，我签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当然知道如何措辞这项声明。”
“不，不，你来写，尤努斯。你对此事充满激情，你知道该说什么。”
“可是我只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啊。这份文件应该是一份发起运动的呐喊，应该具有能够唤起人们行动的分量。”
我越坚持说他是唤起全国人民关注饥荒的最佳人选，阿布·法扎尔就越是鼓励我来写这封信。他如此坚持他的观点，我别无选择，只好许诺去试试。当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份声明书。第二天上午我将那份草稿拿给副校长，在他阅读时，我等候着。
阿布·法扎尔看完之后，伸手去拿笔，说道：“我该在哪儿签名？”
我吃了一惊：“但是，我措辞激烈。也许你会想做些修改，或是提出其他想法吧？”
“不，不，不，它非常好。”他说。说着，他就在上面签了字。
我没说的了，也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并复印了一些送给其他的教职员工。一些教师对某些词语提出了异议，但是由于副校长已经在上面签了名，他们最终也都同意了，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当天晚上把它送到报社，第二天，声明就刊登在所有重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我们的声明引发了连锁反应，尚未公开表示要与饥荒抗争的那些大学与公共团体，都纷纷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而我则开始将所有努力集中在农业上。很显然，拥有3500万公顷的疆土，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有2100万公顷可耕地，在雨季主要生产稻子和黄麻，如果在干燥的冬季扩展灌溉，提高水管理，就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专家们估计，目前的粮食产量只达到我们的粮食生长潜力的16％。
我决定，我要去帮助乔布拉的村民们种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但如何去做呢？增加单位生长周期的产量？还是在单位土地增加粮食种植周期？我不是一个农学家，但我潜心研究了当地的低产稻与在菲律宾开发出的一些更高产的品种。一开始，农夫们觉得我的发现挺可笑。但当他们看到我是多么认真，就同意让我在他们的地里种植那种高产稻了。我的学生与其他大学教师也作为志愿者加入进来。我们向村里的农夫讲解间隔下种与直线栽种对于提高收成的重要性。当时的报纸刊登了我们的照片，我们齐膝站在泥里，正在教当地农民如何使用一根线来保证稻子栽种成直线。许多读者对我这种身体力行的方法很看不起。
尽管人们持怀疑态度，我还是继续努力，通过倡导一个名为“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规划（CURDP）”的大学项目，试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CURDP，我鼓励学生和我一起投入到那个村子里，设计出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改进那里的日常生活。至此，为了手把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已经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的书本教学。学生也可以基于其在村子里的经历做研究报告的选题，可以得到学分。
1975年冬天，我集中精力解决灌溉的问题，以便能多种一轮冬季农作物。我知道，在季风雨季，几乎每平方米的土地都被耕作利用，连荒原沼泽也被用来种稻养鱼。然而所有土地在冬季都完全闲置。为什么不增种一季冬季作物呢？我每天都会看到一口闲置在没有耕种土地中间的深管井（tubewell）。那是干旱的冬季，在这个季节，管井本该忙着浇灌新的作物。但什么都没有做。那口管井就在那儿，崭新的，没有用过。
我问那口管井为何闲置不用，得知农夫们用水是要付钱的，但是，在上一个旱季，他们因为收钱的问题打了起来。自那时起，他们就再也不理会这口深管井了。
这让我觉得是极大的憾事。在一个饥荒严重的国家里，这儿有一口三百英尺深、能灌溉大约六十公顷土地的管井——泵井——却白白地闲着。我决定要使这口管井重新工作起来。
那并非易事。在所有实际通行的灌溉方式中，深管井耗资最多。由于高昂的运行费用，其运行效益不高，并给那些插手柴油、润滑油和零件的人带来肆意贪污的机会。要使这口深管井有效地工作，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送水体系。换言之，需要众多小农户就其各自零星的土地达成统一的耕作决定，农夫在肥料使用、作物保护、水泵维修护养等方面也都需要指导。不幸的是，虽然政府在现代灌溉技术设施上做了大量投资，但对技术所带来的这些以人为中心的问题，却并没有投入必要的时间、资源或努力。由于反复出现的管理问题与技术方面的故障，农夫不愿意重开他们的管井。结果，在孟加拉修造的管井几乎半数都没有使用。被弃置的泵房中，那些正在生锈的机器成为开发失误的又一个例证。
在乔布拉村，我召集当地农夫与佃农开了一个会。我提出做一项试验，我们都加入一个名为“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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