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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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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下述两点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等等,就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新“中央政府”的新关系,两者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汪、王、梁三方,就伪中央政府的纲领、机构及各方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汪、王、梁在青岛迎宾馆1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谈,他在宣布中央政治会议的组织决定前,首先就“三民主义的真精神”陈述了他的信条,接着以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并法统问题为议题,进行了协议,达成如下结论: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机构应网罗汪精卫等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及“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及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汪、王、梁第二次会谈于25日上午10时在迎宾馆举行。会谈一开始,就有关“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其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随后,汪精卫就1939年12月30日同日本方面达成的“新政府”。成立后的日、中国外交调整方针及谈判接触经过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得到伪“临时”、“维新”政府代表王、梁两氏的同意。青岛会谈虽因高宗武、陶希圣的拆伙而黯然失色,但南北两傀儡组织的“合流”;汇集而成为汪记政权之所谓“国民政府”,经过分赃而达到谅解,剩下来的问题只在择日开张的粉墨登场而已。

  1940年初,汪精卫筹组伪政府已进入关键时期,正急需用人之际,高宗武、陶希圣又叛汪而去,汪精卫感到辅弼无人,颇感惶恐。于是,汪精卫派陈璧君亲自到香港劝陈公博出山。3月初,陈璧君来到香港后,命人通知陈公博到寓所见她。当陈公博一进门,陈璧君就说:“公博,你好自在呀。是不是想在香港当寓公?”陈公博说:“哪里!哪里。”

  “你既然不想当寓公,干吗总呆在香港,闭门不出啊。”陈公博笑而不答。

  陈璧君继而说明来意:“我是代表汪先生来请你出山的。”“现在汪先生处境困难,正需要老朋友的帮助。可你匿居香港,对‘和平运动'不闻不问。去年6月,汪先生去日本访问,你不但不支持,反而去电报说什么,以他的地位’万万不可赴日',如果‘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这是什么话?汪先生为国家为人民赴日,有何不可面国人的?在此国家败亡之际,汪先生不计个人地位得失,你却加以指责,可先生并不在意。”陈公博有口难辩,只好默默地听着。陈璧君接着说:“去年8月,我们到广州后,好不容易把你请到广州,讨论汪先生和日本达成的君子协定,并说明不一定要你表示赞同,只是让你参加讨论,贡献点意见,你可好,住了三天就了。不久,汪先生又邀请你到上海参加干部会议,讨论组织政府问题,你又拒不出席,还派何炳贤来劝阻。”陈公博仍然默不做声,陈璧君继续说:“去年11月,当中、日条约谈判的时候,经汪先生几次催请,直到谈判将要结束时,你才到上海,可你只与日本海军少将须贺会谈了几次,月底又回到了香港。”

  陈璧君数落了陈公博这一番之后,接着又说:“公博,你想想,你跟汪先生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关头,你却不肯帮点忙,局面怎么展得开?汪先生急了,他说,‘如果搞不通,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汪先生?”陈公博听了陈璧君这一番数落,无言以对,感到对不起汪精卫。陈公博问:“是不是在准备筹组政府?”陈璧君说:“你对这点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不管,请你到上海当面和汪先生说去。

  现在只要你回答,你到底去不去上海?“陈公博深感汪精卫引自己为知己,表示:”绝不能有负汪先生,特别是汪先生有困难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愿为老友殉身。“陈璧君见陈公博经她一番劝说,终于慨然允诺,马上笑着夸奖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一定会出山的。但我也知道你是‘孝子',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你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告别老母和陈璧君一道于3月11日飞抵上海。陈公博来到上海后,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汪精卫夫妇在上海所居愚园路1136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蔽,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

  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根本无法进入弄内。汪精卫伪政权的筹建工作,就在这里展开。汪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大有人在。

  在汪派汉奸中就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一是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原“改组派”。在关系到权力分配问题时,汪派内部这三派也是互不相让。

  “公馆派”和“CC派”之间的斗争在伪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就更加激烈。陈璧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的兄弟、侄子及亲信统统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她的弟弟陈耀祖由代理广东省主席而正式被任命为省主席,陈昌祖则当上了伪航空署署长,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更是身兼数职,既是伪行政院秘书长、又兼建设部长和组织部长。她的妹婿褚民谊担任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她的干女婿林柏生被安排担任伪宣传部长,独揽宣传大权。陈璧君的另外几个侄子,陈国琦是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等均得到重用。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警备处长,汪宗淮则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有人说,汪伪政权是“汪家舞台陈家班”。

  周佛海明斗是斗不过陈璧君的,便利用其亲信罗君强网罗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戴策、金雄白等10人,作为周系核心人物,打算夺取10个部的次长,但计划未能如愿。于是他只好利用自己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地位,安插亲信,遏制“公馆派”势力。他想让他的亲信丁默担任社会部长兼警政部长。汪精卫、陈璧君担心周佛海权力过大,将来难以驾驭,只同意丁默当社会部长,而由“公馆派”的李士群任警政部长。周佛海只好厚着脸皮提出由他兼警政部长。周夺得警政部长一职后,汪精卫马上任命李士群为次长。不到一个月,李士群就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汪精卫、陈璧君和周佛海在褚民谊的安排上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争斗。褚民谊因与汪精卫有姻娅关系,汪当行政院长时,他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这次他仍想出任此职。汪精卫、陈璧君知道他办事向来糊涂,所以想让陈春圃当他的副手,而陈春圃又不愿代糊涂人负责。最后确定由陈春圃任秘书长,让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褚对此职非常满意。周佛海、陈公博在中政会准备通过各部部长人选前两天,突然找到汪精卫,说:“褚民谊过去唱大花脸,打太击拳,为香港的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执鞭赶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员而有此等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将为世人所耻笑。”反对褚任海军部长,建议汪把外交部长给褚,说褚个头大,像是“仪表不凡”,当外长挺合适。其实周佛海是另有打算,因为当时所谓外交,主要是同日本打交道,如由汪自兼外长,则一切对日问题的处理,他就难以与闻。如果褚民谊当外长,实际只是挂个空名,一切对日问题都得由汪与他来决定,褚民谊不过画画圈而已。汪精卫感到既然周佛海、陈公博都坚持,只好表示同意。但和陈璧君一说,陈认为这样安排会使褚民谊难堪,坚持要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只得从命,当汪临时在会上提出时,别人猝不及防,难以启齿。就这样,褚民谊又官升一级,满足了陈璧君的要求。

  罗君强是周佛海旧部和亲信,周佛海提出要他出任“军委会政训部次长”,以图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替周拉一些军队的人事关系,以备扩大自己的势力。因为政训部是陈公博的“领地”,哪能容忍周佛海安插耳目,当即笑着对周佛海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因对罗君强早就不满,认为陶希圣出走,实由罗君强激成,正余怒未消,便趁机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级别较高,与各部又无关系,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由于陈公博、陈璧君的反对,周佛海只好认输。“公馆派”、“CC派”、“改组派”在这场权位争夺战中,各自大显身手。“公馆派”人多势众,又有汪精卫做靠山,气焰极盛,所得实惠最多。“CC派”也不示弱,掌握了中央储备银行,独揽了伪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改组派”的势力则控制了立法院和政治训练部。

  1940年3月20日至23日,汪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最后通过伪中央政府政纲、名称、地点、旗帜、组织机构及其人选,完成了建立其“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3月30日,日本主子一声令下,汪精卫便在南京宣布“还都”,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降幡,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汪精卫出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天上午9时,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这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十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堂”举行,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所有汪政权的登台人物,衣冠楚楚,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们,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互点一下头,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

  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打着“党统”的旗帜做幌子,以掩盖其傀儡政权的本质。图为汪精卫等前往原孙中山大元帅府凭吊。

  汪氏的演说,一向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他说:“今日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鄙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同人,以满腔诚意,告于日本朝野人士之前,中、日两国为扫除过去之纠纷,建立将来之亲善关系,不可不有共同目标,以共同前进。”“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之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之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全国,鄙人深信此运动若底于成功,则中国之国家民族得到解救,中、日两国关系因调整而得到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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