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传记电子书 > 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 >

第12节

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1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第二集团军扩编成七个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7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禁止请愿讨蒋运动。13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提议要注意工人的行动,对土豪劣绅的审判为政府职权,农民协会勿庸过问。他还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谓“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对于共产党员,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固然是与总理容共政策大相剌谬。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15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汪精卫对宋庆龄等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无逊色。汪精卫怎样来解说自己的变化呢?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他也不得不向国民党的反共先驱们表示引咎、认错。他把自己说成“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宣称:“我们惟一纠正错误的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所谓“补过”,就是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忠实于三大政策的中山信徒;而“引咎”,则是旨在求得南京政府的谅解。汪精卫以凶残的反共行动最终背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这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才华性格疯人古人称许一个人物,必讲文章盖世。若以此为标准,汪精卫可算得上半个人物。在文学上,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同盟会时期,无论他的文章,还是他的诗,笔锋犀利,热情洋溢,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具有强烈的煽动性。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这革命的囚徒之诗,使人们在敬仰之余,而生成仁取义之意。他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处处动情,有人评价他的文章和梁启超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能做有声有色的通电,能起草有气势的宣言,有时,还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写诗话,能为小报写些离奇怪诞的小品。他的讲演,闻者动容,为人所共知。在这些方面,汪精卫可算是多才多艺。后来,因刺摄政王而声名远扬,出狱后又出洋留学,周游各国,和陈璧君过着极悠闲的生活。

  就其工作,一跃成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他的才华又被断送了。他以后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诗,让人读之乏味,全无“血钟声响遍天涯”的可歌可泣的诗句了。

  至于汪的性格,可以说是非常孤僻。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长时间在严父、严兄的管教下,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和他初次交往的人,都会被他谦厚的态度、温文的举止、流畅的言词、诚恳的表情,不知不觉地吸引着。不知道他实际生活的人,一定以为他宽宏大量,绝不会想到孤僻乖张的字眼。他非常喜欢别人吹捧他,给他戴高帽。如谁要是不知趣,给他提点意见,他虽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便是“他妈的×”,“要你来教训我”,下流骂人的话,便如串珠般从口中滚出来。

  汪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因此惟我独尊的性格,除了陈璧君之外,谁也不可侵犯。后来当了日本人的儿皇帝,也学得忍气吞声,一副奴才相了。在汪的手下,只要小心奉承,顺他的性格,有当奴才、狗才的本领,就能干下去,并升官。褚民谊是汪的连襟,是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的。此人呆头呆脑,办事糊涂,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时,却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上任不久,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次,汪批阅文件,看到秘书长盖过章的文件里错误百出,连公文程式都不合,不禁勃然大怒,把褚民谊叫来,脸色铁青地问:“你管的什么事?”褚被问得蒙头转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汪盛怒之下,顺手一推,将桌上的文件扔得满地都是,褚慌忙弯腰去拾,当着汪的面,翻来覆去地找毛病,但怎么也查不出来。汪见这种丑态,大骂:“滚出去!”

  后来是一位秘书看出,原来那些应该用呈文的公文,褚民谊却误用公函了。又有一次,行政院举行例会,各部部长都已到场,专候汪精卫驾到。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人影。褚民谊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突然,“砰、砰、砰”,厕所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接着就是一阵叫骂。褚民谊等人赶到那儿,才知道是汪精卫被关在厕所里出不来了。原来,行政院的房子是新建的,监工、接收、都由秘书长负责,可是整修扩建工程偷工减料,蒙混过关,质量不合乎标准。那副门锁也是次货,关了不能开,褚民谊却一无所知。一群人经过一阵推拉却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外边请了锁匠,才把这位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的院长放出来。汪一怒之下,连会都不开了,褚民谊吓得满头大汗。后来,蒋介石集团在攻击汪精卫时,就拿褚举例子,以证明汪派执政的无能。但是,褚民谊毕竟效忠于汪精卫,这使得汪既讨厌他的无能,又舍不得抛弃他。褚也确实有他的修养,虽屡遭汪的责骂,也从不在意。从褚民谊也就可以看到汪手下人的德行及汪的用人之道了。

  汪精卫在交友方面,无论公私,除了个人利益之外,绝无什么友谊。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以后多数对他恨之入骨。

  吴稚晖是汪在同盟会和进德会及流亡法国时的好友,当时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但后来两人分手,吴稚晖一气,大骂汪精卫,给汪扣红帽子。汪精卫骂吴稚晖是无耻文人。两人对骂,使彼此的丑恶行径都暴露无遗。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关系,在同盟会时期及辛亥革命前后,可谓弦韦同佩、胶漆不离。汪精卫曾写诗,描述汪、胡间的友谊。但以后由于胡汉民在能力、地位上都比汪精卫高,他对胡便恨之若寇仇。最后,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把胡汉民赶走,排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强有力对手。汪对朋友,爱之不见得欲其生,但恶之实欲其死,甚至死了也不放过。廖仲恺先生和汪的友谊之笃是人所共知的,孙中山去世后,汪能担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多得廖仲恺极力拥护。公私之谊,不可谓不厚,廖仲恺遇刺后,他曾大写哀词,并作墓志铭。汪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痛斥汪的叛变行为,汪大为恼火。后来廖墓迁南京国葬时,国民党政府要人都到墓前致敬,致慰廖夫人,但汪只派他的连襟、太极拳师褚民谊代表打了一个转儿。可见,汪恨人之深,由生及死。

  汪精卫的才华,加上他乖僻自私、变化无常的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疯人。他曾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曾给人以激流勇退、不贪恋官职的印象。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却又与袁世凯的窃国同流合污。他曾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共政策,又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成为先总理的叛逆。他和蒋介石争斗,台上台下,几经沉浮,最终是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汪精卫是一个政治上歇斯底里的人;通俗点说,是一个政治上的神经病者,简言之,就是政治上的疯人。

  8改组派“教父”

  1927年7月,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起来绞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时,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权: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它们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此外,大小军阀林立,派系纵横,兵戎相见;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举起了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屠刀,向南京政府表明他也是坚决反共的;并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宁、汉合流,以保住领袖地位。但汪精卫此举,恰被蒋介石抓到口实,汪被攻击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合作遭到拒绝。宁、汉之间文电往来,吵来骂去,争斗不休。他们争闹的焦点,实际上是由谁来统一谁,由谁窃取国民党的称号,成为“正统”的问题。然而,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汪、蒋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七一五”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东征讨蒋。洛阳冯玉祥跑出来调停,致电汪,力劝“宁汉息争”,汪精卫复电宣称:“对蒋只有公愤,但国民政府法统当以死争。”坚持不妥协立场。宁、汉之间不仅斗文,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摆出随时东进讨蒋的姿态,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跑出来调停,电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宁方首先复电,痛斥汪精卫要“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称汪反蒋全出于个人恩怨,把一切分裂之责任全推到汪的身上。

  此时,南京政府内部又起争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蒋同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日深。蒋介石处决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成为蒋、桂矛盾的导火线。这又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王是黔军将军何应钦的同乡,何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李、白与何串通一气,寻机发难。这时,军阀孙传芳等又率部反攻,徐州失陷,浦口告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一筹莫展。李宗仁、白崇禧写信给唐生智,称“只欲武汉反共,于愿已足”,表示愿与武汉妥协,甚至说“不管长衫佬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于是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倡议,说武汉既已‘分共',应该欢迎汪精卫来南京。李、白的用意很清楚,一方面是拿汪精卫压蒋介石,逼蒋下台;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西部的压力,以集中全力抵御孙传芳南侵之师。桂系向蒋“逼宫”,主张“为了团结全党,总司令下台为好”。何应钦也表示赞同。蒋介石气的说:“好,我走,你们去和好了。”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通电下野,返回奉化,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汪精卫等人的胜利,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取消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等于汪精卫主动交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汪精卫之同意交权,是想到南京坐第一把交椅。汪精卫得知南京政府内讧,心中大喜,即发一电,称“对迁都无异议”,准备赴南京得到国民党大权。8月16日,李宗仁来电,提议速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17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迁都南京。19日,汪精卫致电李宗仁,告知已经决定迁都南京,并说明东下之师,只有急难之宜,是协助宁方防止孙传芳军队攻宁,并无他图,同时邀李宗仁等赴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汪精卫还出席中央常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