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那点事-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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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有时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比如本届文学奖获奖人数一泛滥，什么都会大打折扣。我敢说有不少获奖者捏着拿在手里的那点奖金，肯定有几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文学奖泛滥，奖金却不高，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据一些媒体透露，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奖金只有两千多元，坊间不少人感叹，中国文学大奖也太穷了，区区两千元的奖金，还不敌诺贝尔奖金的半个零头，这个奖是不是太不值钱了？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一位评委给予反驳：这一届奖金是一万元，在全国各文学奖项中是中流水平，去年底《当代》杂志社还设立零奖金的文学奖呢。评委“辟谣”的言下之意，鲁迅文学奖还算是大奖了，比起那些二三流的文学奖来说，奖金已经算是中流水平了。事实上，老百姓对中国式的文学大奖奖金是有很多诽议的。让天下觊觎的诺贝尔文学大奖，在全世界一年只奖励一个人，为什么诸如鲁迅、矛盾、老舍等这样的官方文学大奖就不能集中所有有限奖金，去真正奖励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一个2年颁奖一次的鲁迅文学奖，一次就可以奖励32个作家，就算是每个获奖作家奖励1万元，加起来也有32万元，如果这32万元去奖励一个作家，是不是会更让人关注？更令人期待？
遗憾的是，国内的这些所谓文学大奖，往往都是“无人喝彩、无人争鸣”，备受冷落。究其原因，姑且不论大众对文学奖项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单就文学大奖那点不值一提的奖金就让人打不起精神。一个只注重获奖人数，却没有真正去体现一种大奖实际价值的文学大奖，终究显得尴尬。当白菜萝卜唾手可得的时候，即便是再有营养价值，也不过是餐桌上的一碟可有可无的小菜。文学大奖如果不能体现自己的现金价值和模范价值，即便是拉再大的虎皮，也会让人觉得是草台班子式的表演。
西方的龚古尔奖和塞万提斯奖，获奖者都只是一个人，而咱们弄出的几个文学大奖奖金寒碜也就罢了，却偏偏还要去凑人数，搞均衡，不叫穷才怪。中国目前文学奖最大的积弊，借用文学评论家何三坡在博客中的一句有些俗气却很在理的点评加以注释，他将文学比喻成一个受辱的姑娘，“被一个叫作协的警察逮住了，关进一间铁屋子，门上挂着鲁迅的牌子”，“但凡摸了大腿的，就能得到几十万的奖赏”，于是“有好几个省的作协，都想来摸。”
谁都想摸谁都可以摸的文学大奖，终究只能算是一个可以供大众廉价娱乐的节目，不能成为一个人人期待的伟大节日。
2007年11月22日夜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刁民是社会的希缺资源
人有时走红，就跟女人怀孕一样，有些始料不及，甚至有些不可抗拒。“最牛钉子户”重庆居民吴苹随着好事者在网上发布的那幅“大海孤岛”似的拆迁房照片，突然一下子就红了，红得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悲哀。吴苹女士也因此被政府和开发商授予“刁民”的“荣誉称号”。
在我的固有思维中，大凡刁民者，都是与政府对抗的牺牲品，就如不少网友评价的那样“螳臂当车”，其结果用香港巴士大叔的话说，就是“后果很严重”。事实也是如此。法制的阳光总希望普照众生，但一些地方官员总是打着维护国家和公众利益的旗号，以人治代替法制，一叶障目，往往遮蔽了法制的阳光。最近这几年，关于城市拆迁的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案件屡见报端，不少政府眼中的刁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些被逼跳楼，以死相抗，一些誓死不从，上访到底，结果被无端关押，甚至含冤而去。
“刁民”抗争的结果，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生命，但往往会推动法制进程向前迈进一步。当初打假英雄王海是大家公认的骨灰级刁民，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唤起了老百姓的自我维权意识，让《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有了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一直私下认为，要不是刁民王海“捣乱”，恐怕12315协会早就集体失业了。所以刁民是我们时代进程的推动者，也是社会的希缺资源，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下争论了像三峡工程一样漫长的《物权法》终于高票通过了，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法制进程决定意义的一步。哈耶克说过，“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老百姓的私有财产，哪怕一间废弃的猪栏，也应当如国有资产一样得到同样的尊重和保护，政府是没有权力以行政的命令，强行没收或拆除，除非征得财产拥有者同意。但当下的城市拆迁活动中，往往是地方政府以行政的命令，强行拆除，被拆迁户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一直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即使是“最牛钉子户”重庆刁民吴苹，目前同样在政府发布的“3月22日强制执行”拆迁命令中，望楼兴叹，转瞬间便灰飞烟灭。吴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呼“比窦娥还冤”。冤了你又能怎么样？《物权法》虽通过了，但还没实施。这或许也是一些地方政府言必称“中国特色”的特色了。
拉扯到这里，我想重温一下那个著名的物权法故事：专横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发现不远处一个磨坊妨碍了观瞻。他找磨坊主多次协商未果，便令人强制拆迁。磨坊主将其告上法院，法院竟判国王侵犯私产，要求赔偿损失并照原貌重建了磨坊。当下的我们，只有羡慕那个磨坊主的份儿，更佩服那些为维护宪法尊严，维护现实正义的法官们。
什么时间我们的“磨坊主”可以平等的与政府对话，可以平等的维护着我们的权利，那么象征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物权法》，才有了实现现实正义的意义。而这一过程，但愿不是类似吴苹这样的刁民们来推动，来完成。但我们期待类似“最牛钉子户”吴苹这样的刁民大量涌现，法制的阳光才会真正打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
2007年3月22日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没有死的，抓紧快乐
看到这张照片，我笑了，真的。4月6日，江苏省宿迁市屠园派出所门口打出了“没有死的，抓紧办证”的紧急通知。在这缺少幽默的年代，宿迁市屠园派出所玩的这则幽默，给浸淫在清明悲伤气氛中的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快感和心灵上的抚慰。感谢宿迁屠园派出所，感谢宿迁屠园派出所那个很有创意的“保安”，你们真是太有才了！
老实说，我们的地方政府太庄严了，我们的公务员太严肃了，不管是处理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是一本正经，甚至有些威严。对此，我一直对地方政府形象颇有微辞，对公务员脸上写满“正经”很不理解。老百姓活得够累了，你们就不可以让他们乐一乐笑一笑吗？这次宿迁屠园派出所代表地方政府，终于让老百姓笑了，而且还让全国人民都笑了。就连我那已经30年没笑过的老领导，看着这副图片，也像孩子一样笑了，而且还学我引用了宋丹丹大妈的经典台词“你真是太有才了”给予高度评价。
当我正准备就这张照片号召全国地方政府集体学习宿迁屠园派出所“伟大创意”的时候，宿迁市屠园派出所紧急出来解释，说这个“创意”是一个被他们刚刚解聘的保安心怀不满，故意报复，整出了这则惊动全国的颇具黑色幽默感的“紧急通知”。对于这种解释，我虽然心里很不服，但我还是宁愿相信政府依然是人民的政府，派出所依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派出所。毕竟那个保安是聘请的，而且已经被高度警觉的人民警察给彻底“清除了”。我对宿迁市屠园派出所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我之前老是批评派出所一些警察不作为，但这次我是心服口服，不服不行啊！
当初四川成都市火车站派出所几十个警察与盘踞在火车站的小偷劫匪称兄道弟愚弄旅客数年的新闻惊动全国，我依然对外界猜测的“警匪一家”给予了应有的还击，套用一个市长的话：要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警察。同时，用我一个公务员哥们的话说，“那毕竟是一小撮披着羊皮，潜伏在人民警察队伍中的狼”，而且那群狼已经被勇敢的成都市人民警察集体“歼灭”了。包括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小撮警察组成的黑帮组织，陕西礼泉一对警察夫妻组织的换妻俱乐部，等等这些“披着羊皮潜伏在人民警察队伍的狼”都被扫地出政府的大门了，尽管总是来得迟了些，但还是应该庆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与敌人作斗争，其乐无穷。”事实上也是，这次宿迁屠园派出所与“披着羊皮的保安”作斗争，让我们感到了快乐，无论是视觉上，还是疲惫的心灵，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终的胜利永远是属于地方政府的，只是得委屈当地的人民和警察，从此因这一小撮“披着羊皮的狼”将背上沉重的包袱，并爱屋及乌，声誉受到极大伤害。四川人民和成都警察因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匪勾结，光辉形象尽毁；广州人民和广州警察因“孙志刚事件”，声誉备受牵连；呼和浩特市人民和警察因“十名警察组建黑帮组织”，背脊被人指点；北京人民和警察因一北京警察跑到太原与地方警察血拼丧命，首都形象蒙垢……太多这样的例子，因一个人或一小撮人，让一个城市形象蒙尘，让一方百姓背负骂名。
本来，很多荒唐荒谬的事情，在老百姓心中，都不应该发生，至少不应该发生在地方政府和人民警察身上。但遗憾的是还是时常会发生，即使有时让我们难以相信，比如重庆“彭水诗案”，一个现代文字狱的冤案，竟然在法制昌明的今天，降临在“说对话写对文章”的老百姓身上。曾有一媒体朋友私下对我说：屈默，你他妈写文章老揭黑，我都担心哪天你被“革命”了。我说那就帮我写好墓志铭吧：这个人是被他的文字给害死的。
既然活着那么的不容易，那就抓紧享受地方政府时常带给我们的快乐，尽快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毕竟比一潭死水的日子要充实些。
没有死的，抓紧快乐吧。
2007年4月10日凌晨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记者的血有时也会白流
我们报社两个记者因见义勇为，被劫匪率众砍成重伤，至今仍躺在医院。据受伤记者的主治医生说，其中一位记者可能终身残废。
这是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夜发生在我们报社记者身上的血腥事件。
我本来想遵照警察同志和人民政府的嘱托，不要在媒体上，或者在博客上提及这件事，以免影响警察同志寻找线索，尽快破案。但记者见义勇为的现场，十米血路，触目惊心，更让人郁闷的是流血的记者依然躺在冰冷的医院，行凶者依然逍遥法外。因此，我无法让自己保持沉默，甚至像英雄一样，冷静得让人无法猜透内心的愤怒或恐惧。
“五一”那天，阳光灿烂，但阳光下的罪恶并没有因为节日的到来，显得比往日更多的温情。广州的博客朋友痕迹留言给我，说广州有两名记者被歹徒砍了，并提醒我要学会保护自己。说真的，我看到那条留言，我有些莫名的感动。在这飘忽的广州，人情是否冷暖，世态是否炎凉，我想每个来广州谋过生活的人，应该都有切肤的感受和体会。但政府的很多官员却不愿让人们说起城市的某些伤疤，即使它血淋淋的真实存在。
以往，行走在广州的每条大街小巷，见多了那些悲伤的眼泪，见惯了那些不该流血的牺牲，我也早已学会了麻木，甚至视而不见。对于城市生活的底层百姓，我常常希望他们早点回家，回到自己的城市，广州并不适合每个人。尽管有政府官员不止一次的作出解释，说杀人放火，抢劫越货，男盗女娼，只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细小支流，有时可以忽略不计，并教导我们要看到城市的主流，社会的主流。每每听到官员们的这些高瞻远瞩的宏论，我就会罪恶的作出许多假设，假如某个官员的子女被劫匪给绑架了，或者杀害了，这个官员会不会也心静如水，在电视上或报纸上面带笑容，鼓励老百姓依然要看到社会的主流？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一句让人无法忘记的话，大意是说，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不能正视面临的社会现实，并加以修正，即使是死掉一个城市的流浪者，或者乞丐，那也是这个城市的罪恶和不幸。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城市的官员，不愿意正视那些一直都存在的残酷现实，宁愿欺上瞒下，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