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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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7〕 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8〕 后之诗人 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9〕 后之论者 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10〕 邙山 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
“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11〕 志石 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有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有“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来山丘变化时得以辨识死者。
〔12〕 “子路止宿处” 《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
〔13〕 “孔子小天下处” 《孟子。尽心》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14〕 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15〕 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16〕 《洗冤录》 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17〕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
小品文的生机〔1〕
崇巽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2〕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
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3〕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4〕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5〕,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
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2〕 《论语》 参看本卷第275页注〔3〕。该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
〔3〕 “中国无幽默” 作者自己也持这种意见,他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中曾说:“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4〕 见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周作人诗读法》。其中所引古人的话,出于明代张萱《复刘冲倩书》(引语中“鸟散”原文作“兽散”)。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著有《西园存稿》等。
〔5〕 《人间世》 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停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该刊出版后不久,《申报。自由谈》等曾发表文章批评它的所谓“闲适”
的作品,林语堂即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作答,其中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
刀“式”辩〔1〕
黄棘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2〕先生指明杨昌溪〔3〕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4〕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2〕 阿芷 即叶紫(1910—1939),湖南益阳人,作家。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3〕 杨昌溪 “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4〕 法捷耶夫(A。A。_'IXXY,1901—1956) 苏联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三一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化名新法〔1〕
白道
杜衡和苏汶〔2〕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
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3〕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4〕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5〕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
了“。〔6〕五月十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2〕 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429页注〔2〕。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3〕 《中国文艺年鉴》 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
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4〕 《现代》 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5〕 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6〕 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读几本书〔1〕
邓当世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2〕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二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3〕,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4〕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5〕,中国的白璧德〔6〕,中国的吉尔波丁〔7〕,中国的高尔基〔8〕…
…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