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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不得不说的中医药大国系列-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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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第二天就通知说:你合乎要求了,即日起开学,你们回去准备吧。  

田  原:可是虽然考上了,回去怎么跟马老师说呀?

朱良春:不敢跟马老师说呀,就是托亲戚跟他打了一个招呼,马老师也理解,他就一笑了之。他还有十几个学生呢,走了一个也无所谓。就这样,我去了苏州。一进去就是插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因为我已经学了一年,读了半年就上了三年级,三年级读完了正好就是芦沟桥事变。

田  原:芦沟桥事变之前的1936年春季,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是个什么样的办学规模?教学档次如何?

朱良春:哎呀,那个档次在当时也是很高级的了。学校是个五进的大院落,内、外、妇、幼四科齐备,三个大花厅作为各年级的教室,两侧厢楼上面有三十多间房,作为学生宿舍,楼下就是膳堂,还有图书馆、花园、体育场等,很精巧的苏州园林风格。

田  原: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什么特点?

朱良春:有特点,不光是中医经典、诊断、药物、方剂等国医科目,还有西医的生理、病理、化学、中文和日文等科目,古今结合,中西结合,很完善的设置。

教师呢,聘请的都是江浙名医和国内名家,中医的有李铁尘、陆渊雷、徐衡之、祝怀萱等,西医的有施毅轩、王几道等8人,还不定期请上海的名医章次公、程门雪等来校讲学,他们都带着家属和儿女们来,半天学术讲座,半天就游览苏州园林,当时那个氛围真好,包括章太炎名誉校长也给我们讲座,训过话。

田  原:您聆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话,时隔70多年,您现在还有印象吗?

朱良春:那是1936年的春天,讲的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离的远些,另外他的浙江方言也不容易听得懂,我只记得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瘦瘦的身形,还有一撮胡子,端坐在讲台正中,旁边侍立着一个书童,桌子上面摆着一杯茶,一个烟盒,一个小痰盂。太炎先生烟瘾很重的,讲话的时候更是烟不离手,讲完一句话,就缓慢的吸上一口烟,然后低下头,向痰盂里吐一口痰,很明显,他是有鼻炎和慢性支气管炎的。

田  原:据说章太炎先生的中医学造诣也很深。

朱良春:岂止很深,他是大医呀,国学的造诣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对中医经典,包括《内经》《伤寒论》等等,他都是出口成诵,从1924到1935的十多年间,他做了多少事啊,而且每年还发表数篇重要的中医论著,计有数十篇之多。还有故事呢,早年在日本,他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的时候,就给孙中山、黄兴等人开过中药方。

为了纪念太炎先生,1936年我们学校专门整理出版了《章校长太炎医学专著特辑》——他是当年春天给我们讲的话,到6月14日就去世了。一年后就是日本全面侵华,飞机轰炸苏州,他一手创办的国医学校也随之关闭了。

田  原:一代国学和国医巨匠,衔恨而去,救国强民的壮志未酬啊!

朱良春:是的,国难当头,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志气啊,包括他的众多弟子,也抱有与他同样的气节。比如钱玄同先生,七、七事变以后就困居在北平,但是拒绝为日伪组织做事,宁可杀头也不当汉奸,所以年仅53岁就抱病而逝。还有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凌晨,写了在世的最后一篇著作,就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还在提醒世人不要忘却太炎先生的革命之志,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可惜文章下半部分还没来得及写,就于次日病逝于上海。 
还有太炎先生的亲炙弟子、我的恩师章次公先生,此后就在上海致力于为平民治病解危,其爱国救民的志向终生不变。

田  原:真是多难之秋多志士!您在那里学习了多长时间?

朱良春:一年多一点。因为我已经在马老师那里学了一年,到这里就直接插了二年级的下学期,这样读了半年就上三年级,结果三年级刚读完就赶上“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之后,日本飞机飞过江来轰炸苏州,学校停办了,我们就开始逃难。
在苏北躲了一段时间,又想办法去了上海,去投奔名医章次公先生,我想拜他为师,提高自己。

田  原:上海当时是什么状况?

朱良春:上海那时候正是8。13凇沪大会战,那战争打得惨烈啊,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但后来也还是被日本人全面占领了上海。好在上海那时候还有租界,英租界、法租界,租界里是不让日本人进去的。我们就到了租界里边,有一个亲戚是镇江人,我当时就住在他家里。后来我就带着王慎轩校长给我写的介绍信,去找章次公先生,他的老家也是镇江。

我在苏州听过他的讲座,但是无缘攀谈;当时也有些担心:他要不收我,我就没有去路了。没想到章先生这人非常随和,他一见面就称我为“小老乡”,是个很风趣、很豪爽的人;我什么礼物也没有,就向老师鞠躬、行个拜师礼,他说了声:好!就收下我了。

田  原:以前我们只知道章次公先生是名医,但是不清楚他的背景。

朱良春:当时我19岁,章次公先生也不过33岁,在上海就已经是名医了。说起来章先生的父亲章哲亭,还是前清的秀才,曾经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是革命先烈赵伯先的部下,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章次公先生幼年即开始练武习文,后来进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中医,1925年毕业,又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研习国学,学习梵文,并深谙印度的“因明学”,又在太炎先生的引导下接受现代医学,深得章太炎先生赞誉,说:次公胆识过人。

田  原:章先生行医用药有什么特点呢?

朱良春:章先生那时候与陆渊雷、徐衡之创办了国医学院,他提出了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作为院训,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用药风格泼辣,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了无数危重病员,深受广大平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上海素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田  原:他只是给平民看病吗?

朱良春:当然也不只是平民。不同的时间给不同的人看病。他是上午特需门诊,看几个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上午就是看这么三、五个,在楼上,不到下面;下午就是正常门诊,专门为老百姓看病,病人特别多,人家收一块二毛钱,他只收二毛钱。要是穷人还给药,到指定的药店去拿药,不要钱,所以病人就特别的多。晚上吃个晚饭之后,还要出诊。

田  原:章先生对您和别的学生一样吗?

朱良春:开始一样,后来就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字写的不太好,但是我写的快,另外呢,我听得懂章先生的方言,而上海的师兄们就听不太懂,听不懂就要问,他一连串乡音吐出来乌鲁乌鲁就说完了,别人听不明白,当然也就写不明白;这样他就让我写,我也有方法:他讲的时候我只听,不写,听完了、听懂了再写,因为我记忆力好,这样就写得很明白。这样,我就坐到前面来了。

此后,章先生对我另眼看待,晚上出诊就带着我出去。一开始坐的是人力黄包车,这种车装饰得很漂亮华丽,半年以后,他就换了一个小汽车,叫奥斯汀,那车很小,后面坐两个人就挤挤的,但是可以从那么窄的弄堂口一路开进来。
他还经常晚上留我吃饭,有时候我们就到外面去吃一碗阳春面,花五分钱就吃好了。他就带我去。

因为章先生写字只写楷书,一笔一划,十分着力,从来不写行书,更不写草书,他要是自己写方子就很慢,所以他主要都是口述,由学生来写,此后基本上多由我写。

田  原:时隔多年,对恩师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朱良春:章次公先生这位前辈是了不起的人,是杰出的不可多得的一个中医人才,风骨铮铮,品格高洁,培育后生不遗余力。

记得上海沦陷之后,他的生活比较窘迫,但是他拒绝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并声明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后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敌后参加革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崇洋,崇美,歧视中医,甚至采取了一些取消中医的政策,他对此深恶痛绝,对家人说:国民党不亡是天无理,中医如亡亦天无理。

田  原:章先生的医学思想和建树多数人都不太清楚,包括解放之后,章先生的境遇如何?

朱良春:他呀,古人说的好:有大德者方有大能,他对中国传统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研究,著有《药物学》四卷,可以说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解放后他应邀进京做了卫生部中医顾问,全国政协委员,给首长们看病,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找他看过病,1956年毛主席曾两次与他畅谈中医学,从晚上六点多钟开始谈,一谈就谈到天亮,通宵达旦。午夜吃小米粥、窝窝头等食物当夜餐。

田  原:主席跟他谈什么?

朱良春:毛主席跟他谈中医学术源流,主席的中医书读的也很多,他不能理解的就问他,结果对答如流,所以毛主席称赞他是“不可多得之高士也”!那时候中医的政策就是听了他很多的建议。

但是后来他受到排斥。因为他不擅于跟人说一些虚伪的话,很直接的说就得罪人了。他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章太炎的学生,就从太炎先生论五行那个个案说起,阴阳必存,但是五行是可以商榷的。作为个人的一个参考意见,写成文章了。

有人比较保守,认为中医理论一个字都不能少,也一个字都不能多,你作为中医顾问对五行产生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对中医,就是反社会主义,性质很严重。后来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说:这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属于学术上的不同看法,可以求同存异。

为了缓解矛盾,就把他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他不是党员,但他学就用心的去学,还写了不少笔记。——关于那个事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记了首古诗,一抒胸臆。

田  原:那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朱良春:是阳湖赵翼的一首诗,原诗是这样:双眼全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田  原:透着一种醒世独立的风骨,难免遭人非议。在他被“改造”的那段时期,你们见过面吗?

朱良春:见过。那一年就是1957年,我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开全国农工民主党员代表大会,我到了北京以后就去看他。

那时候中央党校是在一个王府的大院里,给了他一间房子,是冬天,——民主党开会都是冬天,在年底开;那时候也没有暖气呀,就是一个火盆,他就坐在火盆旁边看书,一个人很无聊。很冷清的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很孤独的。我买了点水果给他,他跟我拥抱,他说难得老弟来看我,他说他很激动,不停的说这些字眼。

后来,三个月之后,有一次周总理问:“章大夫怎么好久看不见了?到哪里去了?”有人就告诉总理说:他到党校学习去了。

总理说:他到党校学习什么?他知道上升到政治问题上去了,就说:不要什么问题都弄到政治上去。
这样子他才出来了。他要求到北京医院那里去工作,后来他为该院建立起中医科,治好了很多病人,上面对他的看法有了大大的转变,别人的嫌疑也少了。

田  原:看得出,您与章次公先生相知很深。

朱良春:应该说,我入门在马惠卿先生那里学医,稍有提高是在王慎轩老师那里,真正的提高是在章先生那里。章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讲的话,提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启示性的。

田  原:您还能想起他当时讲的一些案例吗?

朱良春:他给病人看病,经常提出一味药,是常用的药,但它不是作这个用,你比如说柴胡,它是和解少阳、退热的,但是他就问这个柴胡在这里是作什么用?柴胡一般都是疏肝、和解少阳、退热的,我们当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这个地方的用处不知道,就不敢瞎说。他说:在这个地方是用来通便的;没有记载说柴胡是通大便的呀,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肝气郁结、气滞,肝气不畅,所以大便就不通,那么用在这个方子里,就是要疏肝、理气,这样就可以达到通便的目的,但用量要稍大一些才行。
他这么一说我们就豁然开朗。

他经常提到:要知常达变,才是一个好医生。而在这当中就要靠你悟性,用心去体悟。比如,这个心不是那个“心”,因为中医说心有两个,一个是主神明,一个是主血脉,主血脉是解剖层面的心,另外一个神明之心就是指脑,你用心一点,就是多用点脑,所谓心悟,所以就这几句话就开窍了。所以经常能做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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