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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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所作的选择来说，对于雷诺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气氛来说，可以是决定性的。德保尔特夫人成为1939年至1940年期间法国最会玩弄阴谋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埃莱娜·勒比费尔——勒比费尔是德保尔特夫人的娘家性——出身于马赛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她是那样诱惑雷诺，以致他在1938年同其妻子——著名的巴黎律师公会会长亨利·罗贝尔的女儿断绝了关系。好几位历史学家或见证人都努力描绘德保尔特夫人的肖像。法布尔－吕克被她分享过感情，经常同她去同一个社交圈子，曾把她描绘成“一个象谈论个人事情那样谈论战争……贪婪地主持分配讼费，安插其被保护者和叫敌人后退的女人”。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看到，“这个少妇在巴黎的政界和沙龙中间周旋”，但他也看到她扮演的重大角色：“埃莱娜·德保尔特野心勃勃，狂热，象火一样，性情急躁，成熟，敏捷而任性，贪婪地想要刺探秘密和参与决策，不容忍矛盾，对雷诺施加了先知和暴君般的影响”。（48）德保尔特夫人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排挤达拉第的宣传运动，因为她憎恶达拉第的女伴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因为从性格和生活类型来说，她正好与德克吕索尔夫人截然不同。德保尔特夫人最终属于博杜安一帮，受到他的影响，保护他并确保他的晋升。不久后，德保尔特夫人象博杜安一样被说服，或者也许被博杜安所说服，相信必须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摆脱战争。
在雷诺的亲信圈子里，最重要——即使不是最有影响、也是同样有影响，也许比博杜安更加有影响——的亲信，是空军中校德·维尔吕姆。人们只是在维尔吕姆的《日记》发表之后，才看到他的重要性。此后，人们通过人证和印证证实了这点。这位空军军官确保大本营（国防部）和凯道赛（外交部）之间的联系，即起先在甘默林和博内之间、后来在达拉第和雷诺之间的联系。维尔吕姆具有为取悦于政界和外交界、巴黎沙龙和晚宴所必需的一切。毫无证据可以证明，德维尔吕姆对法国的法西斯或极右翼政权有半点同情。何况后来，他还参加过抵抗斗争。然而，维尔吕姆无限的悲观主义态度，因此他认为，进行抵抗战争是错误的，德国的优势将会长期存在，必须继续保持防御状态和不让放过签订妥协和约的一切机会。维尔吕姆深信，唯独“第三支军队”才能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盟国；当美国在一个难以预见的期限内参战时，只有美军才能成为第三支军队。在维尔吕姆身上，还有一种他对戴高乐的、对法国军事体系思想的疯狂的敌视，而且理所当然地有一种完全敌视苏联的态度，以及一种几乎念念不忘的反共主义。这就是说，德维尔吕姆自然是接近一切主张同德国实行妥协和平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全都敌视雷诺。这就是说，一切都会使他远离雷诺。
相反地，在1939年冬天，德维尔吕姆却变得非常接近雷诺。他经常在埃玛纽埃尔·阿拉戈家里，与雷诺共进午餐或晚餐。阿拉戈从娱乐业和某些财富中获益，已经成为最敌视抵抗战争和最支持同德国实现某种和解的、整个政界、经济界和上流社会的中心和活跃者。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分析和评论。必须看到，他们几乎不是对立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密切起来。不管怎样，德维尔吕姆没有向雷诺掩饰其半点情感和偏爱。他是否对雷诺施加了影响呢？虽然议会和新闻界继续把维尔吕姆看作是一个主张殊死斗争的人，但有好几个证据使人发现了他的犹豫不决和演变，也许发现了他的变化。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环游欧洲国家首都之后，是这样报告了雷诺对丘吉尔的看法：“两天前，（丘吉尔先生）在夜里对雷诺先生进行了一次回访。丘吉尔的观点是绝对不妥协的。雷诺先生则认为，即使丘吉尔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很有说服力、拥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大人物，他现在的思想也失去其灵活性。雷诺认为，丘吉尔先生只能设想进行殊死斗争的可能性，不管这种斗争是否带来动乱和普遍的破坏。在雷诺看来，这不是一个国务活动家的所作所为。”（49）
因此，一切都导致戴高乐和维尔吕姆处于对立状态。有一个佚事显示了他们之间对立的尖锐程度，以致维尔吕姆在《溃败日记》一书中讲述此事时，肯定进行了讽刺和歪曲，因为他的愤怒是难以抑制的。此事发生在3月24日，当时人们还以为，戴高乐将会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秘书，成为雷诺的主要军事顾问。“在勒加的办公室里，”维尔吕姆写道，“戴高乐上校就军事上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作了冗长的陈述。他对我们尚未把军队开进比利时、甚至违背比利时人的意愿表示遗憾。据戴高乐所述，德军并不比法军更强，两国的空军明显地保持着均衡……我听了有些惊呆。我原以为他（比我）要聪明和内行得多。我便放弃了打断他那冗长而可笑的独白。一旦戴高乐说完，我马上就只用几句话去反驳他。”很明显，戴高乐不能象维尔吕姆这里叙述的那样，说这样的语言。对戴高乐来说，在这种场合和在这个年月，不存在无保留地表达其悲观主义的问题。但是，当戴高乐重视装甲部队，而德军拥有装甲部队，法军没有装甲部队时，他不会说法德两军势均力敌。然而，在这一天，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发生了粗暴的对撞，完全地显示了他们在一个应为同一个首脑和同一项政策服务的班子里的对立，绝对是水火不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根据这个佚事，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被排挤出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不是因为达拉第的反对——他报告过达拉第所说的敌视的话，但达拉第没有亲耳听到过他讲——也许更多地是因为雷诺周围亲信的公开反对。然而，戴高乐动身去旺让堡，返回第五军的坦克部队，并且为了解释回部队的理由，他宁可追述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分歧……维尔吕姆则被许诺有另一种命运。雷诺只是向维尔吕姆推荐了他身边的第一个职位，即雷诺驻外交部办公室的主任一职。就象维尔吕姆叙述的那样，人们明白，他因此洋洋得意，很想接受此职。维尔吕姆熟悉凯道赛，所以害怕其赴任不受到全体外交官的欢迎，便事先进行了摸底。不管真诚与否，外交部的好几位高官，如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达拉第的前办公室主任、大使罗贝尔·库隆德都向维尔吕姆保证，他将会受到欢迎。也许出于谨慎的考虑，或者更加可能的是，维尔吕姆要想亲自保持同最高统帅部的联系，所以他决定不调外交部，继续确保——此次则是为了雷诺的利益——凯道赛同甘默林的总司令部之间的联系。后来的事件将要表明，维尔吕姆可以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施加重大的影响，他也不放弃施加这种影响，因为除了罗朗·德马尔热里一人外，雷诺周围的亲信都赞同维尔吕姆的意见。基本事实是，雷诺很早就了解维尔吕姆，并经常同他来往，因此是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继续把他作为最亲近的顾问之一。由此看来，维尔吕姆是不可能对雷诺在方向问题上所作的选择，对雷诺暗中发生的演变提出疑问的。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看到，维尔吕姆立即利用机会，强制推行一种与戴高乐在战前提出的、后来雷诺为了其利益而重新采纳的选择截然不同的选择。维尔吕姆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作了解释。“相反地，”他写道，“我让雷诺通过的计划，却没有留下雷诺在和平时期、恰恰在别处提出过的论断的任何痕迹。其实，雷诺的这些论断已经被事件超越了。但是，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上校向雷诺呈交了一份备忘录，企图从对我军机械部队的解冻中找到胜利。好象我们可以凭着五年的落后和一种比敌国差三倍的工业能力，在战争处于高潮时不仅在这方面赶上敌国，而且远远地超过敌国！理所当然，我能说服雷诺，相信这份备忘录的空想性质。此外，我心里还在思量，雷诺在何种程度上赞同戴高乐的学说。我认为，戴高乐主要是把它看作是自我扬名的手段。假如雷诺真的相信装甲师，那他还会不顾德国在这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在1939年鼓吹殊死的进攻，并在1940年赞同进入比利时的作战计划呢？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意见同样适用于戴高乐上校。”（50）
人们看到，维尔吕姆在这里流露出他对戴高乐的仇恨（此词并不过分强烈），以及对雷诺的一点轻蔑。但人们尤其看到，1940年4月，在维尔吕姆和戴高乐两人之间，是维尔吕姆对雷诺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在他们之间，角色是临时分配的：维尔吕姆在政府首脑一边，戴高乐则远离权力，在他的坦克部队中间——那是1940年5月10日，被德国闪电般的攻势击中的地方。
这一天，人们到处感到，战争爆发了。在这个艳阳天里，对有些人来说，战争开始是默哀，是在家庭或同学面前无法承认的惶惑不安，是生活中的一切即将发生变化的感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无声欢乐的震颤，是业已满足的对冒险的企盼，是战士老本性的苏醒。然而，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至少在法国，在比利时，也许在更加感到意外和更加缺乏备战的荷兰，战争爆发也是一个下达最新指示、采取最新决定和提出最新建议的时刻。对于这一代欧洲人来说，这一天就是1940年5月10日。戴高乐也不例外。这天，他抽空给妻子伊冯娜写了一封信，此信以其基调、谈及的主题、它所显示的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表达了千百万法国人心中的疑问。这封家信值得以此名义加以引证，就象它在戴高乐的《信函、报告和记事》中加以发表的那样，当然，发表时仅仅删掉其家人想要删掉的部分。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小爱妻：
现在，战争来到了，真正的战争爆发了。不过，如果目前在荷兰和比利时的行动真的构成法德两国的大战役，那我就会感到相当惊讶。根据我的意见，这场大战役将在不久后爆发。不管怎样，我愿意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
不管怎样，必须预料到飞机的活动将要增多，因此要采取预防措施。对于您来说，对于小东西来说，对于小姐来说，科隆贝是一个好住处，特别是如果科隆贝不在从斯特拉斯堡进军巴黎的大路上。因此，请您多加注意，白天，要注意警报拉响时让大家回家，晚上则要注意关灯。加多想必是相当可靠的。对于菲利普来说，他在巴黎，如果有人开枪，那他必须不要徒劳无益地佯装‘内行’。
附上女儿伊丽莎白的来信。我对她考上业士学位寄予厚望……
无疑，人们即将撤离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7日来信，我于昨日收悉。”
5月10日发生的动乱和不安，全都体现在戴高乐的这封家信之中。其实，在荷兰和比利时进行的战斗并非象戴高乐认为的那样是主要战斗，何况它们不是“稍后”爆发，而是立即爆发，恰恰是朝着他预报的、必须撤离的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的方向。轰炸就在5月10日这天开始。戴高乐不愿意他的家人因缺乏经验或充当好汉而去承受太多的风险，就象人们可以害怕菲利普想要“装出内行的样子”那样。但是，人们没有忘记，戴高乐在信中奇怪地提到了伊丽莎白，她必须继续准备“业士”考试。要搬家，那就必须同汽车库老板加多一道商办。但在此期间，必须考虑到“小东西”、即他的残疾女儿安娜的安全，以及那位看管和照料安娜的“小姐”的安全……但是，首先也必须“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以便能奔赴前线。
戴高乐等的时间并不长。5月11日，戴高乐得到通报，说他的师指挥部设在维西内。12日，他在维西内驻地的“美地”别墅安顿下来。13日，戴高乐把师参谋部集合在自己周围，但不无粗暴地将一些不中他意的军官挤出参谋部。14日，第四装甲师的干部大部都抵达维西内，戴高乐轮番地向他们询问情况，时而傲慢，时而彬彬有礼。15日，当戴高乐还只有集结其三分之一的坦克时，东北军参谋长杜芒克将军把他召到了身边。这样，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命运把戴高乐同杜芒克连接在一起。他们相继地为独立自主地大量使用装甲车进行辩护，但结果是徒劳一场。因为现在敌人突然越过阿登山脉，人们在敌军的去向问题上难以作出判断。向西，是攻打索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滨，或者向西南，则是直捣巴黎。为了阻挡敌人的巴黎之路，图贡将军率领的、迄今驻守马其诺防线后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