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第1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抵达奥斯特里库时，已经非常疲劳了，因为我们至少走了80公里路……我们没有任何敌人的消息。我嘛，忙着叫人做晚饭……开饭晚了，只是在第二天凌晨两点之后……博斯凯上尉和我，我们俩是在凌晨5时吃的晚饭。这顿饭很差，但吃得很开心。咖啡。我们只是在连队那个骑自行车的通信员象一阵风似地驶过之后，才喝完咖啡。‘我的上尉！团部刚刚开拔。给您的命令是跟随纵队。’马上发出了警报……团部取道迪南……渐渐地传来了小道消息，说德国人今天下午攻打迪南的桥梁……夜间行军。大家知道，即将参加战斗，但大家都下定决心，充满活力……与人们想的相反，敌人尚未占领迪南。因此，我们进了迪南城……我们在街上过夜……凌晨6时，嘣！嘣！跳舞开始了。敌人疯狂地轰炸迪南。这是我们在战役里受到的最初打击。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为什么不说呢？两秒钟的激动：喉咙发紧。然后，完了。我甚至应当说，我心里充满了满意。最后，人们将看到他们！……我走遍了全连。男人们在饮咖啡。他们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和炮弹的爆炸。他们发起脸色沉重，然后让说说笑笑占了上风，不再忧郁。我同他们一道开玩笑。说吧！在那个方面，我谈了可能的恐惧，一切都将变好！但现在我们在这里很困难。炮弹在我们头上爆炸……连队首先被带到一片房子后面，然后从交道口的两边，进铁路的堑壕。在上头，在堡垒上，人们听到疯狂的齐射。子弹开始象雨点一样落到迪南城里。炮弹发狂地飞来，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男人们一直在打趣。我在一条交道口的街上，坐在一个凳子上，继续在那里假装好汉。其实，我在这里没有功劳，因为我丝毫没有感动。每隔一刻钟，我都去同我排的士兵开玩笑，他们在堑壕里非常安静。这时，一些伤员开始穿过迪南城。那些轻伤员看上去很高兴。我从心里赞赏迪南的两名担架员，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好几次经过默兹河，到城堡里去寻找伤员。真是了不起！我们的炮兵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它发射一颗炮弹……而今，第一连起来，在菲利普维尔的公路上快跑。无法在公路的左右两边展开。必须经过公路，但那样做效果不好……特别是猛烈的炮火已将交道口摧毁。第一连的士兵，一排一排地，飞奔着越过交道口……第一个经过的是一名中士，他，倒在地上猝死了。一排长德萨克塞赶在中士的前面，使中士飞奔着度过难关，然后，他大大方方地返回交道口，抓住尸体的双脚，将尸体稳稳当当地放在一旁。现在，整个第一连通过了……但一直没有法国军队的炮声。侵入我们内心的不是恐惧。是疯狂……啊！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使我们永远不在火线附近当后备军！这是多么讨厌的事啊！不能打仗，就会有一切战斗的不幸……该我们进行干预了……‘背上背包！刺刀上枪！’为了到我的排去，我必须越过交道口。我决定用平常的步子经过交道口。事实上，我是这样过去的！但是，他妈的！大腿上多么发麻啊！我吼叫了！‘第一排！同我一道前进！’于是，我冲上去，我意识到，我们唯一的成功机会是要迅速行动，赶在敌人来不及考虑应变办法之前——人们看见，敌人在急急忙忙地的退回去。我感到，我这个人刚刚分了身：一个我在奔跑，象一个自动木偶那样，另一个我在慌慌张张地看着他。我勉强跨过了我们与桥之间相隔的20米，膝盖上就受了伤，彷佛被鞭子抽了一下，使我缺了脚似的。同我在一起的前四名，也在一瞬间被打倒了。我倒在地上，中士德布倒在我身上，猝死了！于是，一阵可怕的弹雨落在我周围，有半分钟之久。我听见，在公路和桥栏杆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响起子弹的爆裂声！我也听见子弹发出沉闷的声音，返到那些布满地面的尸体和伤员的中间。我的一条大腿完全麻木和陷于瘫痪，但我从我的邻居、尸体或者奄奄一息者中间爬了出来……现在，我在街上，在同样的、不停的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
戴高乐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经历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不仅这一代法国人的历史，而且这一代英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的历史，也是这样开始的。在法国，人们称之为“战火的一代”。实际上，没有比戴高乐在被送到医院时所写的上述这篇文章更有特点的了。几乎文章里的一切都是这一代的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前几秒或前几分钟的“喉咙发紧”，用“开玩笑”来摆脱困境的自然反应，被第一批的尸体、第一批的伤员、炮弹的声音造成的效应，对敌人发射的“弹雨”落下的印象，人们不管怎样都要拼命进攻的干劲，年轻军官或士官应当作出的榜样。甚至步兵对炮兵发怒，指控炮兵在必须开炮的时间和地点从未开炮的传统，也不是参加此次战争的战士的心理范例……此外，人们将会看到，戴高乐作为有代表性的步兵中尉，曾经有几次抱怨炮兵部队和炮手。
因此，对于戴高乐来说，就开始了这场他早年曾经暗中衷心地呼唤过的冒险。戴高乐象其他人那样证实了——也许比其他人更好地证实了——他能够相当冷静地直面炮火，因此他善于英勇作战。他也看到，武装冲突怎样会造成重大损失。戴高乐已在伤员之列，先是被送到沙勒罗瓦，在那里惊喜地会见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和姐夫阿尔弗雷德·卡耶尤。然后，他先后被送到阿腊斯、巴黎的圣约瑟夫医院、里昂的德斯内特医院，并在里昂撰写了关于迪南战斗的报告。戴高乐象所有的伤员那样，就自己的伤势严重性提出了疑问。但不久后，他感到放心了，因为伤势不影响他重返战场。据说，也是在里昂，戴高乐又一次向其改不掉的文学欲望作了让步。他在里昂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他去世后出版《文稿和记事》时为止。小说名叫《洗礼》，讲的是朗热尔——这几乎是戴高乐姓名的变形词——中尉的故事。1914年，朗热尔年满23岁，他梦想打仗，几乎立即投身于战争。朗热尔是他连长太太的情人。连长预感到自己将战死疆场，便将公文包交给他，要他届时转交给连长太太。果然，连长战死了，而朗热尔负了伤。故事的结局是这样一个场面：朗热尔将连长的公文包交给了连长的寡妇、他的情人……人们在这篇小说中发现了与戴高乐早期作品同样的浪漫主义，同样的、萦回在脑际、认为死亡不可避免的念头，同样的、由爱情和死亡交织在一起交错而过的命运、同样的以悲剧性基调、甚至夸张的基调为特点的风格。
戴高乐写信给母亲，说他在9月中旬接受了“一种电疗，要使死亡的神经恢复生命”，由于神经死亡的缘故，他的右脚不能活动。在科涅克经过操练治疗后，戴高乐重返了驻香槟的第33步兵团。于是，对戴高乐来说，开始了堑壕战的经验。这是一次所有的欧洲青年即将在同一个时刻经历的、事先没有预见到的、几乎闻所未闻的经验。当时，前线正在巩固和确定，以便长期坚守，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可是，两大阵营都坚持着，要使自己变得最有利。因此，这不是战斗中的一个死点，相反地，对整个战线上的每个阵地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对抗。戴高乐每日都写的个人记事，以记事的方式为此作证：
10月19日，大炮苏醒过来。然后，所有的人都去堑壕，探望战友。有些地方离敌人仅有50米。
10月22日，白天，炮火相当猛烈，步枪齐射激烈。。。。。。（我们的）155毫米口径大炮朝“森林城”射击，但有一半的炮弹没有爆炸……（步兵和炮兵肯定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
11月1日，黑夜宁静……午餐时喝索泰尔纳酒，喝香槟酒。人们为进攻干杯。人们听到，德国人在堑壕里唱歌。无疑是在唱赞美歌。多么奇怪的德国人啊！
这也是人们在堑壕战士身上经常看到的一种记号：奇特地靠近敌人，几乎是一种对敌人的亲近，一种好奇。
“人们无疑在12月将会看到，俄国人对获得增援的德国人和实行改革的奥地利人进行最后一次战役。这对我们的盟军来说，必定是第三次胜利，而胜利后是一次快速的入侵。”
事后来看，这种乐观主义的迸发发出了奇怪的回响。正如在马恩河战役胜利之后，有过这样的预测：“敌人将不能将我们的追击阻挡在马恩河和卢森堡前面，我们将拥有全部的光荣，在决定性的重大战役中打败那支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军——而俄国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还是让坚强的性格来说话：行动的热情，争论的意志，以及如果人们绝对愿意的话——克敌制胜的信念。然而，历史的经验使戴高乐如实地看到战争的今天，如实地看到战争的明天，战争与人们的初期想象截然不同。
“这场战争，如果不是歼灭战，那又是什么呢？”戴高乐在12月7日对母亲写道……“一次同样的战争，在意义和激烈程度方面超过了以往欧洲经历过的一切战争，因此是不能不经历巨大牺牲的。”
可是，获胜的意志马上又占了上风，所以，戴高乐在这封信的后面写了这么几行：
“必须获胜。战胜者，就是那个最强有力地希望获胜的人。”
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到法国军队、首先是他所属的第33步兵团所处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急得直跺脚。最后，戴高乐以他自己方式发现，是敌对双方部署的武器导致了战略死胡同，而敌对阵营的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这种战略死胡同，但尚未从中作出结论。戴高乐憎恶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堑壕战有一种的缺陷，”戴高乐写道，“那就是，夸大每个人身上的情绪——人们在战时无力去克服这种情绪。假如我让敌人安安稳稳，那敌人就会使我安安稳稳！这是应当谴责的。”
一想到要主动进攻，戴高乐就对接受一些叫他无所作为的命令感到生气。他这样做，至少使他赢得了第33步兵团新团长、克洛德尔上校的尊敬。克洛德尔让戴高乐当自己的副手。当布多尔上校接替克洛德尔时，戴高乐还保持着同样的副团长职务。1915年1月底，他荣获战争十字勋章，以及师一级的嘉奖，并于2月10日晋升为上尉。3月初，在拉戈涅前线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第33团完全投身于这次战役。半个团的兵力，换言之，大约700人丧失了战斗力。戴高乐在这些人之列，他十次负伤，左手被一块弹片打中。他象许多人一样，不愿意撤离战斗，但他的伤口被感染了。一个月后，他便住进了蒙特多尔的医院。6月1日，戴高乐重返部队，其目的——按照他的看法——是为了找到太多的停滞状态。于是，他通过写作来进行自我发泄，但此次，是表达了他对步兵的那种旧有的憎恶。戴高乐的文章叫《炮手》，其基调是很说明问题的。
“当天气晴朗和一切都平静时，炮手有时来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炮手神气活现，好象一位美丽的太太去看望那些穷人似的。步兵们将炮手团团围住，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些步兵地位卑微，对别人想到自己和来看望自己几乎感到羞愧。他们竭力做到不要太脏、太笨和过于伤心。不过，炮手是个好小伙子，甚至在堑壕里也有胆量。他拿德国大兵开玩笑，但事实上，这些德国人从来也没有使他吃过大的苦头……有时，炮手同意在步兵食堂晚餐。他批评过军事行动。最后，他轻轻地走了，心里充满着更多的怜悯、宽容和自豪……”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的年岁，戴高乐的确是一个最有特点的步兵，他对那些不与步兵风雨同舟的人持最严厉的态度……
戴高乐急于战斗，斗志昂扬，充满战士热情，这些特点都不会离开他。由于这些特点，戴高乐对许多人——无论是战友，还是部下，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严格要求，不容许他们在着装、服务、堑壕里的行为等方面有任何缺陷，哪怕这种缺陷很小也罢。①戴高乐对统帅部不再持宽容态度，以致据他的一位战友所做的证词，他说过“我们被一帮市侩指挥着”的话。或者说，他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再持宽容态度，特别是不宽容阿里斯蒂德·白立安，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白里安的做法和风格，但他就此写道，他“绝不希望白里安辞职”。然而，戴高乐这样说是为了扪心自问：“辞职有什么用呢？”确实，戴高乐也对所有的议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