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陈赓-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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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之间时,陈赓的伤腿已严重化脓感染,无法随部队行动。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治疗。陈赓的腿无法行走,于是大家想出一个办法:让陈赓扮成商人,腿上生疮,去城市医院治疗。
另派两名机敏的战士装扮成脚夫,推着独轮小车送行。三人乔装打扮就绪,就上路了。
三人行至一个山乡小镇,已是太阳落山,他们决定在此歇口气。不料他们刚在一家饭铺坐下,就碰到民团的人来查店。民团的人上下打量着陈赓。
问:“从哪里来?”
陈赓急中生智回答说:“从樊城来。”
“干什么的?”团丁继续追问。
“卖桐油的。”陈赓随口答道。
“你们住樊城哪条街?”
这可把陈赓问住了,他从没到过樊城,他只依稀记得樊城滨临汉水,就顺口说道:“住河街。”
陈赓暗暗捏了一把汗,等着对方发作。奇怪的是那几个团丁听了,并没说什么。难道樊城当真有一条河街?陈赓心里想。
乔扮成“脚夫”的两名红军战士,忙端起酒杯,请团丁喝酒,民团班长把杯子一推拒绝了,又继续盘查其它人去了。
陈赓和两名战士暗自高兴。一名战士正欲问:“师长,你去过樊城?”
话未出口,团丁们又转过来了。原来他们听陈赓口音不对,对他仍有怀疑。
陈赓等三人吃饱饭后准备歇一晚上,明天再赶路。当晚,四个团丁也住到了这家饭铺,并把陈赓他们三人夹在了中间,盯得紧紧的,他们想等明天把陈赓等三人带到南阳详细盘查。
陈赓一看这阵势,退无路退,躲无处躲,怎么办?
陈赓见势不对,忙从身上掏出二十块银元交给饭铺老板说:“我这儿有二十块大洋,先存你这儿,明早走的时候再取,这屋里人杂,我不能不防着点儿。”
陈赓这话是有意识给团丁们听的。老板受了贿赂,连忙说:“你放心,明天早晨,如数奉还,我这里吃的,喝的,抽的,想用什么尽管开口!”说着拿出几瓶酒,几包烟,把四个团丁灌得酩酊大醉。然后,老板又给陈庚指了条路,两名战士又推着陈赓上路了。
连走了几天的路,他们一行才辗转到达郑州。这时陈赓的腿伤势更严重了。他们一到郑州,便连忙找了一家医院。说来也巧,就在两名战士扶着陈赓下地时,迎面走来一位年轻的军官。
尽管陈赓一副商人打扮,这位军官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他惊奇地叫道:
“陈赓!你。。这是怎么啦?”
陈赓抬头一看,此人是黄埔一期的同学,现在是胡宗南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
陈赓摇摇头,装作不认识对方,他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说:“阿拉弗姓陈,阿拉是从上海来格搭做生意■,依格位长官认错人哦!”这位黄埔同学看看陈康的腿,又看看陈赓的脸,心中疑团仍未消除:真怪了,世上难道有长得如此酷似的人么?可陈赓是湖南人,这人一口标准的上海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将信将疑地走了。
那人一走,陈赓赶紧离开这家医院,乘火车离开了郑州。
陈赓暗自庆幸,多亏有一口流利的地方方言把他骗过,否则,大祸难逃。
“师长,你是跟谁学的这口标准的上海话呀?”一战士凑近陈赓身旁小声问。
“阿拉太太是上海人。”
“噢,你太太是上海人!俗话说:‘你学八方话,四海吃得开。’这趟出来我们要托您的福喽!”一名战士说。
几句上海话,闯过一险关。陈赓三人好不高兴!说笑着二名战士又推起小车吱吱呀呀地上路了。
1933 年3 月。春暖花开。
陈赓又回到了上海,第二次住进了牛惠霖骨科医院。这次牛大夫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把他安排在一间舒适且安全的病房。经牛大夫的精心治疗,不到一个月,陈赓的伤就好了。谢别牛大夫,陈赓出院回家了。
陈赓是个闲不住的人。出院后,他找到过去在上海地下工作时的朋友,向他们讲述红军的英勇事迹。他那些充满激情,诩诩如生的精彩讲演,常常使听者为之倾倒,深受感动。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些故事比苏联小说《铁流》所反映的战斗场面更
激烈,气势更雄伟,如果有一个作家把它写成书,一定比《铁流》更令人惊心动魄。
党中央宣传部根据一些同志的记录,把这些故事油印出来,党组织叫宣传部的冯雪峰把这个油印的谈话记录送交鲁迅。鲁迅先生看了十分受感动,便邀请陈赓到他家做客。
听说鲁迅先生要邀请他去做客,陈赓欣喜若狂。他平时就爱读鲁迅的作品,今日有缘相会,他一定要把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详详细细他讲给先生听,请先生为红军战士写书。想到这些,他兴奋极了,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先生家去。
到了预约的那天,陈赓身着灰色线呢长袍,还特地在大襟上面别了一支闪亮的金笔。陈赓照照镜子,自己也满意地笑了:“嘿嘿,行啊,我陈大将军竟是如此风度翩翩!”
妻子王根英在一旁听了,笑道:“瞧你美的!说不了三句话就漏馅儿了,满嘴火药味儿,告诉你,先生可是个大文人,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
“夫人的话一定记在心里!”陈赓嬉笑道。
陈赓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秘密来到鲁迅先生的家。
还未进屋,鲁迅就出来迎接了。能见到一位真正的红军将领,鲁迅也非常激动。
陈赓向鲁迅先生行了个鞠躬礼,说:“啊,鲁迅先生,您好!啊,您还和从前一样!”
鲁迅不由得一惊:“从前?!难道我们见过?!”
“是见过,在照片上!”陈赓高兴而又顽皮地一笑。
“哦,原来如此!你很幽默!”
短短几句话,二人都被逗乐了。
鲁迅把陈赓引进书房,特意将陈赓让到书桌前环臂椅子上坐下,自己则坐在书桌旁的藤椅上。
谈话开始了,主要是陈赓讲述。陈赓绘声绘色地讲述红军作战情况,苏区人民生活。鲁迅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默默点头,时而浓眉紧皱,时而开怀大笑。
陈赓谈到军民关系时,说:“先生,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可在咱们红色苏区,却是军民一家。有一次一位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在国民党军队搜查的时候,她推开敌人的刺刀,硬是扑上去,紧紧抱住了我们的伤员,说是她男人。靠着这位姑娘的掩护,我们的那位伤员才免于一死!”
陈赓滔滔不绝,先生为之感动,动情地说道:“多好的姑娘啊!”
谈到红军战士的战斗场面,陈赓更是激动不已。他说:“一天,我带着一个团,要翻山越岭,绕到敌军后面,我们刚钻出一条山沟,不好!正和来抄我军后路的敌十三师相撞了,一个团对付敌人一个师!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我军战士抢先一步爬上山头,居高临下,全团一起大声吼叫:“冲啊,杀啊!。。喊声惊天动地,敌军听到这如雷的吼声,早已吓破了胆,不战自溃,接着,战士们直向敌军扑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鲁迅和他身旁的许广平听得入了迷,雪前的烟雾在鲁迅眼前缭绕升腾,他那双拿着陈赓勾画的草图的手在微微颤动。听罢陈赓的叙述,他久久地仁立在窗前,遥望西天,激动不已。
时间在极度地兴奋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谈了整整一下午。天到傍晚,许广平邀请客人吃饭。鲁迅拉着陈赓的手步入餐厅。鲁迅亲自打开一瓶韶兴者窖,两人边饮边谈。
两杯酒下肚,陈赓情绪更加奔放。苏区军民的战斗,红四军战士的生活被他讲活了。
“先生,您写了那么多,您知道得那么多。在您面前,我简直是个文盲。”
陈赓谦虚地说。
“是的,我的确写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没有写像你这样的人,还没有写到你们红军——中国的脊梁!”
“啊,中国的脊梁!”陈赓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您说红军是中国的脊梁?”
“是的,红军是在用血用肉、用头颅书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赴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陈赓兴奋他说,“先生,我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前线去,让红军战士们都听到您的声音,让您的声音和我们一起战斗!”
夜己很深,月亮已悄悄地爬上天空。鲁迅拉着陈赓的手,送他下楼出门,并为他雇了一辆黄包车。
在回家的路上,陈赓仍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
几天后,陈赓再次应邀来到鲁迅先生的家,将军与文豪促膝相谈,为陈赓富有传奇性的生活又增添了色彩斑澜的新篇章。
与陈赓的两次谈话,给鲁迅先生以极大的震动。先生对于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在心里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次与冯雪峰谈起要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来反映红军生活。但鲁迅先生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给他以创作所需要的灵感和真实感,而先生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谨的,终于未能动笔。后来,先生不幸早逝,这一写作愿望终于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大遗憾。
就在陈赓即将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赓来到上海贵州路北京大剧院看电影,不幸被叛徒认出,当场被捕。将军蒙难,在狱中受尽折磨。蒋介石耍尽花招,终不能使陈赓“悔过”,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被迫释放了陈赓。
经历了四个月监狱生活的磨难,1933 年8 月,陈赓来到上海,找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随即又经赣东北转入红都瑞金。
此时红色根据地受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党内一大批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受打击、遭排挤。毛泽东首当其冲!陈赓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回到党的怀抱,可迎接他的却是接受审查,取消其共产党员的称号!
这是怎么啦?陈赓愤怒、痛苦,可他对革命、对党的一片忠心仍矢志不渝,他坚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官,不久后又被任命力红军步兵学校校长。
不久,中央军委命令,中央红色区域的四个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番号为“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陈赓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归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叶剑英指挥。
这是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不仅陈赓自己的问题没有公开的结论,另外还有不少干部,也是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迫害打击视为“包袱”、“累赘”
而欲抛弃的。但干部团有优势的装备,人才济济。
秋风阵阵,落叶遍地,一片凄凉。
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怀着沉重的离情别绪和欢欣的转移战斗的兴奋,告别了瑞金,告别了中央苏区,精神抖擞地踏上了艰险的征程。
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并不叫长征,而叫战略大转移。最初采取这一行动,有很大的被动和盲目性,只因为有了遵义会议,才使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了史诗的意义。
陈赓带着干部团这支特殊的部队,跟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南部瑞金县铜锣湾出发,开始向西线突围。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中央红军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了红色故都,告别瑞金父老,告别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在苏区人民的视线内消失了。
两个月过去了,红军突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湘江一役,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虽突破了湘江,但八万红军损失三万五千人。
在惨重的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们越来越感到困惑。红军要转移到哪里去?红军的前途何在?这样硬拼下去能行吗?
即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是六神无主,万般无奈。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比划,苦恼得不能自拔。红军当时的“头羊”
精神面貌是这等状态,可见红军濒临什么境地了。
红军继续向湘西开进,只能把红军带向灭亡的绝境。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