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红星传奇-第8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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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听说要与陈独秀合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特务等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王明这个说法原则上是照抄苏联对托派的政策，说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则事出有因。主要是因为托派成立后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也反对的主张，观点极左，很容易为国共双方所不容。托派的中央委员陈仲山给鲁迅去了封信，还邮寄了宣传品。此时鲁迅已经重病，无法回信，就由鲁迅口授、冯雪峰代笔写了同时发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指斥托派的话：“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
鲁迅的这封信本来是当时左翼文人中论战惯用笔法，就好比有人说鲁迅是领卢布的一样，骂过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正是苏联反托洛茨基派的高á时期，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第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jiā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jiā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jiā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在国际上把陈独秀和托派说成了日寇jiā细。
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说陈独秀是汉jiā就是从这里来的。
康生这人最大的特长就是紧跟领导。他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来，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康生不听他的听谁的？于是，康生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è，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在国内公开诬陷中国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的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是汉jiā。
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非常恶劣。原因是陈独秀此时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虽然他在党史上犯过错误，但并不等于他的人品有问题。康生的文章在《解放》杂志上一发表，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为是中央的jī神，纷纷发表文章，要拿出陈独秀是汉jiā的证据。康生本身就是信口雌黄，哪里会有什么证据？但就这么奇怪，还真的是形成了一种托派即汉jiā的奇怪论调。
这些东西刘一民穿越前就知道，百度上轻轻一点就能搜索出来。有些东西是党史研究的成果，也能在学术杂志和网络上看到。象诬陷陈独秀是汉jiā的问题，就是政治环境稳定后的研究成果。
自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康生受了王明的蛊uò、走错一步后，党内地位大大下降。康生是什么人？他怎么能够甘心呢？
康生等待的机会来了。
去年9月，托派在法国召开了国际ì大会，成立了第四国际，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很晚，已经是六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了。加上八路军在山西作战时，缴获了一份日本特务机关的文件，上面说要与中国的其它势力合作，共同对付国民政ǔ和八路军。
康生得到这些情报后，如获至宝，拉着二胡在音乐的旋律中冥思畅想后，在中央党校就大讲特讲托派的危害，讲肃托的重要ì，讲共产国际对开展肃托运动的要求，讲六中全会政治报告对肃托运动的部署。
托派最有特è的主张就是在更加民主的氛围下讨论革命问题，也正是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民主，导致内部分裂。要是在和平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央的领导和八路军的领导对托派都不感兴趣，原因是托派一直攻击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一来，康生煽动的肃托运动在个别地方又开展起来了。
刘一民穿越以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跟着党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为了减少内耗损失，没有少做工作。但是现在一看曾中生、蔡中的电报，就知道战争年代太残酷了，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ì，有些政治运动想避免都避免不了。加上有心人从中撺掇，事情就更复杂了。
以刘一民的ì格，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凡事都得讲技巧。历史上冀中肃托最后是被贺老总制止的，但是现在由于日军对冀中的重兵扫à，120师还没有到冀中来，他们正全力向北发展。看来，还必须得刘一民来出手制止冀中肃托。
刘一民当即以山东局、山东军区、教导师首长名义，给冀中区党委、集中军区发报，以中央授权其关键时候统一指挥山东、冀中、冀南我军的名义，责令冀中立即停止肃托运动，释放所有被抓人员，责成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司令员吕正à保护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责令组织发动肃托人员向晋察冀军区、北方局检查。命令蔡中代表山东局、山东军区、教导师到冀中巡视工作，责成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司令员吕正à保护蔡中安全。
发完电报，刘一民又给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发去了密电，报告说肃托是苏联党内斗争的产物，斗争双方谁对谁错，都有历史评说。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肃托，苏联党在统一思想的同时，清洗了大批骨干干部，包括共产国际首任执行书记季诺维耶夫，损失及其惨重。这个苦果很快就会显现，而且是要用苏联红军大清洗后战斗力急剧下降来表现。托洛茨基毕竟是苏联党、国家、军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党内争端完全可以通过温和一点的办法解决。就象我们对张国焘办法。象现在这样把托洛茨基流放国外、又三次缺席判决死刑，只能让那些白俄残余看笑话。我党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苏共是兄弟党的关系，对苏共内部的争斗以不建议、不发言、不参与为好。至于中国的托派，骨干是我党派到苏联留学受托洛茨基影响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应该说是阵营内持不同政见的革命者，说他们不顾大局可以，说他们观点极端可以，说他们过于理想化、幼稚也可以，但不能污蔑他们是汉jiā。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文人革命者，骨干人员都是铁骨铮铮，生活都极其困难，哪里会和日本人有牵连。此事找冯雪峰和《救国时报》编辑即可调查清楚。陈独秀是我党一大到五大的领导人，是我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往他身上泼脏水等于是往身上泼脏水。虽然他被开除出党，虽然他的主张和我党现在路线有差距，但全社会都公认陈独秀是我党创始人，而且陈独秀也一直主张抗日。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我党著名烈士。烈士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他们的老父被污为汉jiā，作何感想？国人又如何评价我党？说陈独秀是汉jiā，证据何在？建议中央调查，找冯雪峰即可了解他代笔以鲁迅先生名义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来历，找鲁迅夫人许广平就能找到陈仲山前后给鲁迅的信，找《救国时报》编辑可以ò清楚是谁、依什么证据说陈独秀是汉jiā。这个问题不难调查清楚。
刘一民在电报中还报告了冀中肃托要枪毙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的事情，并报告了自己的处置。而且还说，等蔡中到冀中了解清楚后，会向中央详细报告。
考虑到冀中党委受北方局领导，集中军区受晋察冀军区领导，刘一民诚恳地向主席、周副主席和朱老总检查，说是人头掉了不会长出来，事急从权，请首长们批评越权之错。
刘一民不知道，此时的冀中肃托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孟庆山给曾中生、蔡中发完电报后，急的如坐针毡，眼巴巴地盼着刘一民回电。
这段时间，冀中来了肃托指导组，领导冀中肃托。冀中我军又得和日军作战，还得肃托，压力越来越大。
对于什么是托派，孟庆山并不清楚，全冀中党政军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奇妙，越是大多数人说不清楚的事情越神秘，越不可捉ō，只能按照肃托指导组的指示去执行。
孟庆山毕竟上过红军大学，见识过苏区肃反的可怕。因此，看着许多人莫名其妙地被抓、被杀，他马上意识到不对，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肃反指导组的同志们告诉他，他是老红军干部，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央让肃托就肃托，否则的话要考虑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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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三八章枪下留人（续）
第七三八章枪下留人
如果放在原来的历史，孟庆山只能退缩，但是现在与历史不同，孟庆山是冀中军区政委，不是原来的副司令。加上上红军大学时刘一民灌输的思想，让孟庆山变得坚强起来，坚决抵制肃托扩大化。
这年天，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国共合作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山东地区由于我党我军占有绝对优势，还不太明显，其它地方已经有了山雨yù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陆续成立了锄jiā部，任务就是开展清洗汉jiā特务的锄jiā运动。冀中地区由于肃托和锄jiā凑到了一起，形势变得格外紧张。
对于某些人来说，搞内部清洗那是轻车熟路，在行的很。找不出托派分子、找不到特务，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就开始bī供，直到被抓的人受刑不过开始胡luà攀咬，供的人越多，肃托指导组、锄jiā部的成绩就越大。
肃托的矛头最先对准的是原河北游击军整编的部队。原因是河北游击军的干部战士原来都是冀中地区的农民，虽然编成了八路军正规军，但当农民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掉，爱发个牢ā、给领导提个意见，肃托一开始，让互相揭发，看谁有托派言论。这下luà套了，本来都是战友，一起和iǎ鬼子拼命，但是互相揭发，你说我、我说你，越说问题越大，竟然揪出了一大批托派。
冀中部队都是新编部队，没有见识过肃反的可怕，因此，有些部队在找不出托派的情况下，就以近乎玩笑的形式报个人凑数，结果可想而知，玩笑变成了血淋淋的人头。到后来，连吕正à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原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第第第二师师长段士增、参谋长杨万林都被抓了起来。
第二师是河北游击军主力，冀中部队整编后，第二师编入了四分区。1937年刚拉队伍时，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出各村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个村，就有哪个村的地主出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各村反动地主对第2师的仇恨。1937年底，他们联名告到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诬蔑第2师抢劫，幸有保东特委翟家骏在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使该yī谋未得逞。后来，由于八路军的发展，吸纳了一部分地主子弟。这些人有文化，在部队中提升很快。而冀中我军属于新编部队，政治教育与主力部队有明显差距。这些地主子弟中的一些人思想没有转变过来，当了八路军干部后开始算老账，正好遇到了肃托，他们就告段士增等人强抢民粮，是典型的土匪作风，并诬告段士增在家里盖起了二层楼。
吕正à入党晚，对党内斗争不熟悉，当八路军时间不是很长，又担任了冀中军区司令员，执行纪律很严。一见有人联名举报原河北游击军第二师抢民粮，就马上要求召开冀中军区党委会讨论处理。一位主要领导提出：“段士增他们ò开粮店，抢粮食，是土匪行为，应该处决”，孟庆山极力反对，说是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行军，紧急情况下，从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人是老党员，在发展抗日队伍中有贡献。错误可以批评，不能处决。马上就有人反驳：“这不是有联名告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