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1912-第39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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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是的，总理！”
有些紧张的解鸿芬连忙回答道，在看到总理放在桌上的书时，话便是脱口而出。
“总理在看《资治通鉴》？”
“嗯？你也看过？”
好奇的看一眼面前的这个实习生，在端起咖啡杯时随口问道。
诺是换作平常。或许解鸿芬会非常紧张，但是现在。看着总理和颜悦色的模样，她却突然变得大胆起来，在点头之后，又却请教道：
“看是看过，不过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哦？”
来了兴趣的李子诚闲来无事，倒是想和眼前这女孩谈谈这部书。
“总理，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为政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从而以史为鉴，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李子诚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解鸿芬说：
“看来你不仅是看过，而且还认真的看过。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为政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解鸿芬点点头，继续问道：
“总理，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沉思片刻，李子诚方才说道：
“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解鸿芬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
“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话时，李子诚想到民国的政局混乱，可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也正因如此，自己才会坚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绝不会对地方作出任何让步。
似乎有所悟的解鸿芬又接着问道：
“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宋代虽不以言治罪，但终归还是有些地方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想到书中提到的那些皇帝的荒唐事，解鸿芬倒是露出些可爱的神色。
“不止是中国的皇帝，在其它国家皇帝也是如此。皇帝是世袭呀，即便是他再糊涂，只是他是太子，生下来就是皇帝嘛！皇权不受制约，自然会产生荒唐事、糊涂事，正如英国的阿灵顿勋爵说那样“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看似在说官员。其实皇权亦是如此。没有制衡的皇权，所导致的是绝对的专政，而绝对的专政，最终所导致的正是帝国的毁灭。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看似强大的帝国，无不毁灭于此。所以，我们才吸取教训，建立了共和制！”
看一眼似有所思的女孩。李子诚又说道。
“我们不仅要建立共和制。而且将会在政治系统内引入竞选机制，比如现在的各级议会就是一个开始，这样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而西方，嗯！比如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通过竞争机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而反观我们呢？我们的历史上很多时候，却是在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
听着总理的感叹，解鸿芬以表示赞同之后，又接连请教了几个问题，随后解鸿芬又向李子诚请教了一个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但，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要学会的东西却是，政治并非非生即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可以给予警示，但绝不能学习，中国的政治史，永远都是非生即死的争斗，一味的打倒对方，甚至夺去对方的生命，恰恰无视了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事实上，正是因为看了这部《资治通鉴》才使得李子诚找到了中国特色政治活动的根源。
“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没有妥协，政治就只能以暴力冲突收场。民主政治不能取缔冲突，但是可以化解冲突，变恶性冲突为良性冲突。民主政治正是妥协中炼成的，以冲突始，以妥协终。其实，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妥协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妥协精神也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妥协意味着发生冲突的政治家在政治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治冲突中，通过彼此在谈判过程中共同做出让步来和平解决冲突，而不诉诸暴力。妥协是暴力的替代品。没有妥协，就只剩下暴力。暴力是一切专制政体保存自己的根本手段。妥协则是暴力以外唯一的选择，拒绝妥协必然是暴力的前奏。
民主政治是制造妥协的政体。专制是制造暴力的政体。民主政治极大增加了不妥协的成本。对执政者来说，在非民主政治下，妥协的成本很高；在民主政治下，不妥协的成本很高，会受到法律、选民和道德的三重制裁。妥协的制度安排，包括对少数派的保护，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而在非民主制度下，就没有促成妥协的制度安排，对冲突中占下风的人和少数派没有保护机制。因而在我们建立共和制之后，从共和制到走向共和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家们学会如何掌握妥协艺术的过程。”
总理的对政治妥协的解释，倒是让解鸿芬深以为然的猛点着头，她曾听父亲提过类似的事情。
“嗯，如果民二年宋案后，国民党没有选择武力讨袁的话，或许，中国的政局就会大不同于现在！”
解鸿芬的话换来的是李子诚的一阵赞赏。
“而这部《资治通鉴》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呢？有人看到的是“打蛇不死，反被蛇咬”，所以，他们从中学到是“毫不妥协”，中国人传统上既缺乏妥协的制度机制，也缺乏支持妥协的文化观念。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甚至是反妥协的，统治者习惯于“毫不妥协”并暴力回答一切挑战。在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中，妥协意味着无能、软弱、受挫、丢面子等等。即便是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决不妥协。妥协意味不彻底。在政治教科书中，妥协与不彻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中国历史上的官与官、官与民的冲突总是充满了杀戮，腥风血雨。没有制造妥协的制度，就难有妥协的行动。中国社会最缺乏的还不是妥协和宽容的观念精神，而是缺乏制造妥协与宽容的制度安排。没有这种制度的地方，妥协很难成为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式，而现在，我们正要去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
在李子诚总结性地说出这番言语之后，解鸿芬却似有所思，又似有所悟，好一会，她方才抬起头看着这位年龄不过大她数岁的总理。
“总理，那么在剿匪的问题上，国务院会妥协吗？”
第51章提笔之手（求月票！）
长沙“湖南将军府”，这里是湖南一省的最高官署。
这承自前时湖南巡抚衙门的将军府的确像个最高官署的样儿，占地广大，屋脊高得快触了天，一圈园墙丈来高，围墙里，前后院，左右跨院一就俱全。
前后院也好，左右院也好，不但都是屋连屋，房挨房，而且座座宏伟，间间狼牙飞檐。最懔人的，还是那股子气势。这气势，只那大门口一个地儿就可以看得见，觉得出了。大门口，高得戳天的一根旗杆上，挂着一串灯笼，高筑的石阶，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宏伟的门头，高大而厚实的两扇大门，一排排的电门灯，通亮的电灯有将军府前的道路照的通亮，一对铁门环，外加两边排列，穿戴整齐的陆军卫兵，荷枪实弹的站在那。
不要说是升斗小民老百姓，就是小一点儿的官儿，一旦走到这里，他都会心里发寒，身上发抖。这正是中国官府给人的感觉，威严、肃穆，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官府就是要让人们心中发寒的，如此才能适合官威！
如今时候不早了，可是“将军府”后院的几间屋，灯还亮着，从外透的灯光里，可以看见，院子里，长廊上，隔不远就是一个跨短枪的卫兵，那卫兵不仅双腰跨着两支短枪，甚至有的卫兵还带着冲锋枪，卫兵头顶上的“连云造”三年式钢盔，更是灯光下闪映着黝光。
似乎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模样。
而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间，这里一向如此，对于在湖南有着“残暴”、“冷酷”之称的湖南将军汤芗铭而言，这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也可以理解，更何况，湖南本就是革命党之根据省份之一。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汤芗铭当然不介意加强将军府的防卫。
而在这个如临大敌般的走廊内，灯光从窗格中透出，这里便是湖南将军汤芗铭的书房，书房内，身着一袭棉袍的汤芗铭正站于书桌后，右手持笔，虽说已至午夜。可他却依然还正在那练着书法。
汤芗铭本就是读书人，早在十八岁时，参加湖北乡试便中得举人，只不过汤芗铭却无心将科举仕途进行到底。因为看透大清暮景的他。内心有个誓愿：以武力振兴中华。于是借着废除科举之际，将科举之道抛在一边，考进了时髦的普通学府福建船政学堂，学海军。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法国留学。
1909年，汤芗铭结束留学生涯返回中国，先后做了镜清舰机长、南琛舰长，对于重建中国海军事业，颇干了些实事。兢兢业业的该同志很快升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但是历史从来降大任于有天份的人。
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密室锉刀日久，往往锐气消磨大半。武昌新军起义的枪声，将年轻的汤芗铭提前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在九江时，汤芗铭收到了亲兄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接着发生的一切足见他的份量与胆识：先是当下召集各舰军官密谋起义，被各舰代表推为起义舰队临时司令，接着传来吴淞炮台和驻防吴淞口的海军举义的消息。萨镇冰看到天下大势所趋，不愿叛清的他又不愿与革命党为伍，经过一番挣扎后决计悄然离舰。汤芗铭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舰队指挥权，几个满人舰长不死即走。
汤芗铭不费什么功夫就让舰队挂上了铁血十八星旗，雄赳赳地开回了汉口江面。这次他们把炮口转向渡江的清军，当初不肯发威的大炮一鸣惊人，击毙了400余名清军，有力地声援了武昌革命军
辉煌的首义之功。如今早已故去，对于汤芗铭而言，人生似乎就像那浮萍一般，永无不可琢磨。
“止戈！”
大大的两个字写于上好的宣城宣纸上，看着那纸上的文字，又看着拿笔的右手。汤芗铭不禁发出一声长叹。
“可惜……提笔的手啊！”
的确，这曾经是一双提笔的手，只不过如今这提笔的手，却拿起了枪！
虽说要想在汤芗铭的身上找找中国正统知识分子的传世美德，自是枉然。法家的重势、重术与道家的变通，在他的精神血脉中糅合的好，可是他骨子里多少还带着一些书生的意气，正像偶尔的惋惜一般。
“止戈为武啊！”
再笔再一次放下时，又是一句话，一句与先前的惋惜截然不同的话语，从汤芗铭的口中吐出，而在他发出感叹时，持笔之手随起，在宣纸上留下了另两个字“为武！”。
如果此时保安部的分析人员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认定这正是他的性格表现，在保安部对汤芗铭的分析中明确的指出：“汤芗铭自视甚高，城府深而骨子里透着张扬，完全是做权臣的料儿。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