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啸大明-第8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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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财政、农业、商业、手工业、教育之外，帝国在交通、城市建设、水利工程、文亿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小的发展，虽然其间还有诸多问题，但从整体来看，成就依然还是主要的。
等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王夫之也像商毅提交了国会成立的报告，详细的价绍了国会的组建过程和制度。
按照商毅和众人的构想，国会的结构和以前的参政院有一定的区别，将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参议院为上院，众议院为下院。
被选入国会参、众两院的人士统称为国会议员，成为国会议员的条件与以前的参政院基本相同：民族不限，但都是需年满二十岁以上，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非政府公职人员等等。
而有所不同的是：一、必须是在帝国出生，并居住十年以上，除受政府委派之外，在中间离开帝国的时间累计不能超过两年，单次时间不能超过六个月；二、个人连续三年交纳的税赋，每年都是一百银元以上，或是每年纳税七十银元以上，三年累计达到三百五十银元以上。
这两条新增的条件，第一条是要加强议员对国家的归属感，毕竟如果是长期居住在海外，或殖民地的人，那怕既使是中国，也很难保证会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第二条实际是将国家至少九成五以上人口排除在能够成为议员的资格以外，因为能够达到这个纳税标准的人并不多。
不过在民主制度确立的早期，各国都有对议员有财产和纳税多少方面的要求，一则是这个时代的整体教育水平不高，广大民群的知识、阅历和社会责任感都还没能达到议员的水平，只能从少数的社会精英中选择议员，才能够比较好的对国家付责，如果选一大堆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大字不识几个人，又怎么能充份的行使议员的职责呢；另一方面这一批人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承担者，本着谁纳税、谁有资格监督政府，了解自己上交给国家的税赋怎样使会，这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人员也有区别，参议院主要是有退隐或辞职的官员，退役军人，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乡坤，公认品行、道德、学问出众，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员组成，每省将有五个名额，南京、北京做为首都，也能各占三个名额，而皇帝私人也可以有五个推荐各额，当然如果各地方是公认品行、道德、学问出众，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可以在个人财产上取消限制，但这样的名额，各省只能有一个，只有皇帝的五个名额不受其限制。
而众议院是按各省的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名额，由各省在民众中自行推选产生，但各省的众议院各额最少，不得低于十二人，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四人，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一些省的人口可以超过千万，有些省却连一百万都不足，因此这样规定可以保证每一个省都有一定数量的人数，但也不会特别多，另外众议院议员的资格，毕竟严格按照议员标准来持行。
议员的任期是三年，等三年之后，各地区将进行重新推选新一届的国会议员，而且议员资格，可以无限期的连任下去。
参议院和众议院将各自选出议长一名，付责主持本院的会议、辩论、投票等工作；参议院设执行议员十名，候补执行议员四名，众议院设执行议员十六名，候补执行议员六名，付责协助各自议长的工作；同时由参议院议主兼任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兼任国会付议长。
等每一届的国会议员全体产生之后，首先是选出各院的议长、执行议员、候补执行议员，才能够正式开始新一届国会的工作。
国会的运行方式是：有关政府部门的事务，在参、众两院分别进行辩论投票，必须在两院同时通过，才能进行实施；而由议员提交给参、众两院的提案，必须首先在本院通过，才能提交给另一方，再进行辩论投票，通过之后，才能视为提案被最终通过。
以前的参政院议员，基本都全都转成第一届的国会议员，分别进入参政两院、加上其他推选出来的议员，也都已经在南京聚集，只能宣布国会正式成立。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八二章 国会成立（二）
不过第一届的国会议员并不是从全国所有的省份中推选，只有南京、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这十三个省市地区推选出了国会的参、众两会议员，其中参议院议员为六十六人，众议院议员为二百九十五人，共计有三百六十一人，比以前的参政院多了四十多人。
而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包括内蒙地区，因为被帝国收复的时间较晚，各方面的准备都不充份，有不少地方的行政机构都还没在建完善，因此这一次议会的议员并不包括这些地方，等第二届国会议员产生之前，再看这些地区的俱体条件是否达到成熟。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吕宋地区，因为吕宋是并入帝国比较早的地区之一，仅次于长江六省、山东和台湾，要早于两广、福建、河南等地，而且在帝国占领了吕宋群岛以后，有大量的华人迁移到吕宋开荒、设厂定居，现在吕宋的常住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华人，基本已经可以算是帝国的领土了，因此在一开始确定推选议员的地区时，有人就建议，将吕宋也算一个，而且也有一部份来来吕宋商人申请，吕宋也应该选出议员，加入国会。
但经过了参政院的讨论、表决之后，认为吕宋暂时还不俱备推选议员，参加国会的条件，原因就在于，第一、吕宋现在并未正式建省，依然还只算是帝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实行的仍然是殖民制度，而不是帝国的省级行政制度，因此从法理上来说，吕宋并不能推选议员，参加国会；第二、吕宋的华人虽然达到了一半，但其中绝大部份只是在吕宋常居，而不是定居，这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长居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毕竟还是一个暂时性的，只有定居才算是固定人口，尽管有相当一部份在吕宋长居的华人其实也可以算是吕宋的固定人口了，但在户籍上，他们却是其他省份的居民；第三，就是吕宋的当地土著怎么算，是否也俱有被推选的资格，毕竟在绝大多数华人眼里，土著并不能算中国人，但土著的数量毕竞也占到了吕宋的一半人口，而且如果帝国打算把吕宋并入自己的领土，那么土著的身份定位问题，也早晚都是要解决的，因此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吕宋也就不能推选议员，参加国会。
商毅也此并没有太多的意见，吕宋不访可以再放一放，反正先把国会组织起来再说，第一届的国会暂时就是从这十三个省市中产生，不过让商毅唯一觉得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是众议院产生的方式。
按照商毅的想法，众议院议员的产生，应该是由各地方进行地步选举，然后产生出各地的众议院国会议员，但现在参与国会的这些省市，尽管己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地方行政机构，但仍然是沿用的前明朝的地方行政构成，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地方选举体制，因此众议院议员的产生，其实还是按参议院的方式，甴地方政府直接推举，选择的仍然是地方上的品行、学问突出的人士，只能算是推举，而不是选举。
当然在目前的大环境中，也只能先采用这样的办法，广泛的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就能够建立起来后，不过国会对地方推举议员的方式也做出了些规定，不是由省级政府说了算，而是由各县、州首先推选出本地的备选人员来，交由省政府，进行筛选；同时按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都必须占到一定的比例，每个阶层的人选不能少于二成，也不能高于三成。
这样的规定，是让议员构成尽量平均，不能让某一个社会阶层独大，否则国会的性质也就变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规定，估计议员的人选有八成以上，都会被儒生把持，那么国会也就完全成了仕人的天下，反应的只是仕人的利益，而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阶层的利益。
从最后参众两院的议员名单来看，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的比例大体为三比二比二比三，当然其中有不少人实际是有双重身份，如农民或商人本身也是士人，之间的界线本来就很难分得清，但从整体来说，还是基本达到了平均社会阶层的目他。
因此总体来说，商毅对第一届国会后构成，和议员的产生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议会制度，其中有一些问题，出现一些未能尽入人意的地方，也是再所难免的，在以后慢慢的逐步完善，而能够做到现在这一步，己经是相当不错了，要知道在欧州，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己经有早期的议会制度产生了，而就是这样，近现代的议会制度从产生到完善，仍然用了近二百多年的时间，其间还出现了众多的个人独裁政府，当然这并非民主议会制度本身不对，而是在实施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这也是民主议会制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事实上和同一时期的英国、荷兰议会相比，中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己经算是相当的完善和成熟了，毕竟和欧州的国家相比，商毅要多了三百六十多年的实际经验，以至于在二十年之后，英国、荷兰等欧州国家都不断派人到中国来考查中国的议会制度，对中国议会制度的完善和广泛性都赞不绝口，并且在回国之后，也参照中国的模式，对自己的议会制度进行了许多修改。
而在三百年之后，在史学界一直都在争论，中国、英国、荷兰到是谁才是第一个建立真正近代议会制度的国家，有一种观点就认术，尽管从时间上来说，中国议会成立的时间最晚，但制度最建全，最成熟完善，社会的广泛性也最大，因化英国与荷兰的议会制度都出过波拆和反复，只有中国是最顺利的走向了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因此只有中国才是第一个建立真正近代议会制度的国家。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商毅招见了黄宗羲等几位筹备建立国会的主要成员，对他们这一年来的辛苦工作进行了赞扬，并且向他们宣布，就在明天，商毅将以皇帝的名议，正式下旨，向整个帝国宣布，中华帝国国会正式成立。
一般来说，帝国的政令都是以内阁的名议发布，但从行政制度上说，国会是立法机构，要高于内阁和司法机构，因此让内阁来宣布国会成立，显然是不妥当的，甴皇帝来亲自下旨宣布，当然是更为合适，毕竟在这个时候，皇权在人们的心里，还是有着茣大的权威，由其是在之前，出现了关于《国会宣言》的争论之后，由皇帝亲自下旨，宣布国会成立，也表示皇帝对国会的认可，如果以后再有人拿大不敬的帽子去扣国会，显然就不好使了。
黄宗羲等人也都十分兴奋，毕竟自己一年以来的辛勤工作也终于等到了成果，而且经过了两年的参政院，和一年的国会筹备工作，他们也大量研究了欧州的古典议会和这时英国、荷兰的议会制度，因此也对议会制度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
由其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思想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批有识之士都在反思中国的历史，并探索新的出路，但由于中国传统制度的巨大阻力，以及中国社会相对的封闭，知识份子的历史局限性，使众多的有识之士己经到了大门的边缘，事实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十分轻易的推开那扇门了，但偏偏就没有人敢于伸手去推。
在这方面又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三大宗师最可以为代表，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旧制度的弊端十分清楚，也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致于都己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向皇帝，但苦于历史局限性无法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办法，因此只能寄希望于皇帝或是大臣们能够靠自我的修养，提高自身的道徳水平来解决这些弊端，说白了就是指望着皇帝或是大臣们的良心发现，这一点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明君、贤臣的范围，因此只能还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
而现在商毅却帮他们推开了那一扇门，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找真正能够解决旧制度弊端的办法，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知识份子来说，引入了议会制度，是否就能解决这些弊端还不好说，但至少这是一种新的办法，但传统的路己经泟明走不通的情况下，试一试新路还有希望。
由其是黄宗羲，在经过了《国会宣言》的风波之后，对商毅的态度己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虽然说《国会宣言》的内容在平时和商毅交谈的时候，商毅都是表示过赞同，有不少还是商毅提出来的，但嘴上说是一回事，写成白纸黑字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黄宗羲也对商毅的气度佩服不己，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