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3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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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这个庞然大物。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一新的力量，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被某些人鲁莽地滥用着。普通的美国人则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普通人更熟悉象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
（三百八十三）崩溃
打垮“销售阻力”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一强光照射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象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象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年至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美国的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到1928年，一年则要花2，000万美元。
美国的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
到了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候，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却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年至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象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
另外一些人对工程师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谴责，而不是赞扬。有人指控，他们的创造天才让机器取代了人。当然，创造发明在颠覆群体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过去，管理层有时候显得不愿意对设备拆旧换新；更常见的是，劳动者害怕这些“铁人移民”。自然，面对最早的大范围失业所带来的威胁，机器受到了指控，因为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先辈，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神秘的“天谴”。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的不稳定。
第一场风暴在10月末降临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繁荣世界头上。象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声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开始于被投机者推到奇高的23支股票。真正的崩盘从1929年10月23日开始了。当天开盘以后，成交量迅速放大，不断的有大卖单抛出，道琼斯指数轻而易举的击穿了320点这个“双重底”，然后继向下，盘中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反弹。在最后一个小时，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260万股，几乎是以前交易日全天的交易量。这一天的总成交量为637万股，全天下跌了21点。创下了本轮牛市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无数股民在这一天晚上无法入睡，他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到明天的到来，期待奇迹的发生。各家报社也都怀着对一个即将离去的美好时代依依不舍的心理准备付印第二天的报纸。
纽约交易所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了营业。股价在刚开盘时走势平平，有的股票甚至还出现微微上扬，不过成交量很大。有人突然抛出了通用公司和铜业公司的股票各2万股。经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在股市一开盘就卖出大宗股票的，他们会分成几个小的卖单，选择交易热闹的时候逐步抛售，目的是以免引起买家的注意，造成股价下跌。这样，抛售者才能够以比较好的价格将手里的股票卖掉。受昨天行情的影响，很多人也都在随时准备抛售股票，他们只是在等待有利的时机。但这两笔大单的抛售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急噪。接着又有人抛出了其他的整批股票：15000股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股票、13000股惠普公司的股票等等。股价迅速下跌，很快击穿了300点的心理关口。
越来越多的人不顾一切的抛售手里的股票，导致了更大的恐慌。由于大量保证金投机者没有补充自己的帐户资金，经纪人为了避免损失，不得不强行抛售这些投机者的股票来归还贷款，从而引发了巨量的“被动性抛盘”。打压股价的后果就是有更多的保证金帐户被强制平仓，随之出现更多的“被动性抛盘”，恶性循环出现了。此时的自动报价机也来凑热闹。到中午的时候滞后大约1个小时，而每当下午收盘的时候，大概要滞后2个小时才能打出最新的报价。
这样，在股市一落千丈的时候，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股票现在是什么价格，更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破产或者即将破产。这种不确定性大大的加剧了恐慌，神经衰弱和负债累累的投机者开始根本不考虑价格的疯狂抛售股票。道琼斯指数在中午11时30分跌到了272点，下跌了33点，跌幅超过了10％。此时的股市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完全听从盲目的、无情的恐慌摆布。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崩盘。
经纪人们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大厦的门前，风闻关于他们集体自杀的谣言。
这场危机不久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白领工人开始降薪，劳工们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受到冲击。最初的症状并不夸张：新车购买或新家动工的延期；年轻夫妇交出他们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剧院看戏的次数减少；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更多了，而裁缝和服装商的生意则更少了。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象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性地发生的那样，1930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1930年至1931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在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然后飞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