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2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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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控制军队，军人不干预政治，已成为美国的传统。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发生军事政变。政党政府的更迭，政权的移交，都是依照法律程序和平地有秩序地进行的。其所以如此，除其他因素外，‘文官控制军队’原则的牢固树立，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美国‘文官控制军队’原则还有几点有益的启示：其一，由‘文官控制军队’更加合理，其原因与二者的职业特征有关。军人的职业就是战争，他们解决矛盾和纠纷的自然倾向就是采用暴力和强制手段，这是与民主法治的要求不相容的；而文官的职业更倾向于说理，也就更倾向于利用法治手段处理各种问题。”
“其二，尽可能压低军人，尤其现役军人的政治地位，这样能使民主宪政体制更加安全。我们知道，人的野心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如果一个军人的政治地位非常接近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他就极有可能萌发获取最高国家权力的政治野心。而一个军人萌发这样的野心就尤其可怕，原因是他手中有军队，运用军队实现其政治野心更加自然和便利。相反，如果军人的政治地位低，则他利用军队实现政治野心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当然，对于有政治理想的军人政治家必须给予其实现的机会。要求军人退役若干年以后可以竞选公职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三，尽可能避免军人形成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如果军人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么，军人就有可能为实现其利益而运用军事手段。这显然危害民主宪政制度。因此，诸如军队办企业之类的事情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军队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必将影响其公正无私地捍卫国家利益。美国现役军人不得竞选议员和公职，对于避免其发展自己的特殊利益都是非常好的措施。军队只有国家化和中立化，才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地为整个国家服务，而不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泰西各国的宪政实践表明：军队必须独立于政党。如果军队完全从属于某一个政党，政党之间的竞争就可能由争夺选票演变为军事冲突，从而完全废弃选举以至民主制度。”
蔡锷一口气看完了杨朔铭给他写的材料，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有些兴奋地站了起来。。。。
（二百八十八）地方自治实验的成效
（二百八十八）地方自治实验的成效
这些天蔡锷心里一直存在的顾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蔡锷对杨朔铭辞去边防督办一职并取消边防督办职位的真实用意一清二楚，也非常敬佩他的气魄和风骨，但从心里上讲，出于完成自己“军队国家化”的大业，他还是不希望杨朔名从边防督办职位上离开的。
但现在，在了解了杨朔铭的安排之后，他已经完全的放下心来。
国会那里，有老师梁启超的支持，再加上杨朔铭的帮助，蔡锷有理由和信心，终结中国的军阀时代，让国家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
蔡锷回到桌旁坐了下来，此时他的目光落到了桌子上的一个精美的木质礼品盒上，脸上不由得现出了苦笑。
蔡锷取过了礼品盒打开，里面放着的，是一把造型精美的雕花短佩剑，剑形是仿古汉剑的样式，只是要小很多，剑柄、护手极剑鞘都雕有螭龙纹，乍看上去，这就是一柄漂亮的礼仪佩剑，但实际却并非如此。
蔡锷拿起了这柄短剑又看了看，在剑身同护手的交界处，有一个精巧的类似左轮手枪的带有六个小洞的滚轮，而在小洞里，包铜的弹头正闪动着微光。
这把短剑，实际是一柄制作精巧的特种枪。
这支特种枪，是杨朔铭送给他的。
“在咱们中国，也只有你杨瀚之想得出来制造这些东西。”蔡锷笑了笑，自言自语的说道。“你杨瀚之还真是有心啊”
刚才在这间屋子里，杨朔铭不但送了自己一把这样的“枪剑”，还送了他一块伪装成怀表的“表枪”。这两种“异形枪”可以说是杨朔铭为蔡锷量身打造的。
蔡锷并不知道，其实，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庞大的枪械家族当然也不例外，有些枪支因为其特定的用途，从结构到外形都与人们通常所熟悉的有着很大区别，有的甚至完全看不出它是一支枪来。而它们往往又和特殊的使用对象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些甚至是隐蔽战线上的特工间谍们专用的武器，很少为外人所了解，因此显得更加神秘。
自枪械从热兵器中独立分出时起，异形枪就已应运而生，并与通常的军、民用枪械一同不断发展。异形枪的种类非常繁杂，因为它们的使用者和目标各不相同，而且使用环境几乎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场合，如专为间谍设计的特殊武器格外强调隐蔽性，而民用防身武器往往倾向于轻便易携和装饰性。与庞杂的种类相比，异形枪的产量一般却很少，有的甚至是为某一目的而单独设计制造的孤品。同时因为其用途特殊，它们往往不象其它枪械那样标明生产年代和厂商，其中很多甚至无法辩明其准确型号。但不管怎样，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异形枪在杨朔铭的推动下，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族群，现在大致将其为伪装枪、匕首枪、超微型枪和特种枪等四大类。
伪装枪一般都会以身边常见物品的外形来掩饰其实质，以达到隐蔽和麻痹对手的效果。同时它也是异形枪家族中的主力军，种类最多，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被用来当做它们的伪装，如烟盒、钱包、笔、手电筒、挂锁、照相机、烟斗、手杖、拐杖、雨伞、公文包等，有些体积很小的物品，如口红、打火机、皮带扣甚至是一把大门钥匙，也有可能成为异形枪的藏身之所。
象杨朔铭刚才送给徐世昌的两把异形枪，便是一把做成了手杖，另一把做成了毛笔。
蔡锷把玩着手中的“枪剑”，回想起前几天在家中遇刺时的情景，脸上忍不住现出了愤恨之色。
虽然在卫士的协助下，前来行刺的歹徒被全部击毙，蔡锷本人安然无恙，但蔡锷的妻子儿女却受了极大的惊吓，且有两名卫士和三名蔡府仆人（二男一女）为了保护他们当场遭枪击身亡。而尤其让蔡锷感到愤怒的，是在同一天，云吉班的小凤仙也遇刺身亡。
一想起那个无辜惨死的花季少女，蔡锷的心里便如同刀搅一般难受。
蔡锷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对方想要以此事来打击自己，她根本就不会死。
小凤仙的鲜血，加上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现在的蔡锷，对于布党的阴谋和真实面目，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
蔡锷将手中的“枪剑”检查了一下，然后取下了平时一直佩带的佩刀，将剑佩在了身上。他佩好剑后，又试了试拔剑和瞄准，这才回到桌前，开始处理桌面上的文件。
江西，南昌，江西督军府。
“怎么还不休息？”
正在写信的唐璟转过头，看到唐夫人将一件衣服披在了他的身上，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暖流，他笑了笑，放下了手中的笔，轻轻握住了她搭在他肩膀上的纤纤柔荑。
唐夫人双臂轻轻的搂住他的脖颈，不经意的看了看桌面上的信纸。
“是写给杨瀚之的？我的督军大人？”唐夫人笑着问道，话语里带有一丝戏谑之意，和掩饰不住的自豪。
现在的唐璟，已经由原来小小的镇守使，升任为主管一省的督军了（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各省将军又改回了督军的名称）。
唐璟点了点头，握了握她的手指。
“杨瀚之的边防督办要被拿掉了，是不是京里有人暗中使坏？”唐夫人轻轻歪过头，看了几眼信中的内容，问道，“你是想要劝他不要离职吗？”
“不是，离职的事，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我知道他为的是什么。”唐璟摇了摇头，说道。
“你果然是他杨瀚之的知己。”唐夫人笑道，“从他上天云山的那一天，我就有这种预感。”
“虽然我是不赞成他离职的，但我想，以他的性格，没有留后手，这么做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对他这么做并不担心。”唐璟说道，“因为到现在为止，他还真就没有走错过。”
“那你写信给他做什么？是请示汇报，还是表忠心？”唐夫人开玩笑似的问道。
“都不是，这封信，其实是关于地方自治的。”唐璟伸出一只手将信拿了起来，递给了妻子，“这地方自治，一直是他比较关心的问题。”
“自治？是他想在江西，也实行湖南那样的自治吗？”唐夫人微微一愣，问道。
“湖南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江西和其它的省，咱们中国，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省都可以实行自治的。”唐璟说道，“我觉得他是明白这一点的，他既然非常关心自治的实效，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看到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告诉他。”
听了丈夫的话，唐夫人的眉头微蹙，接过信仔细的看了起来。
“……自晚清以来，‘地方自治’在民间是一种极为普及的政治思潮，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党，还是其它社会团体，都对‘地方自治’怀有浓厚之兴趣。梁任公曾言：‘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一国政治之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者，即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
“如君所常言，若欲实现全民民主；其路径，是军政——训政——宪政；而训政时期之唯一之要政，即‘地方自治’，其操作模式，即以县为基本单位分县自治，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期间，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官皆由人民选举。”
“君谈及日本政制时曾言：日本之市、町、村组织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要考察日本政制，最好看看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他们这种地方自治，官治气息很重，是不合乎民权主义及全民政治的要求。”
“湖南行自治之后，或言为防自治省割据，分裂国家主权，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此论理由有三，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或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事实果真如此乎？答曰：非也自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得有大治之成后，有好些省亦仿效设立自治筹备处。江西即是如此，曾设立自治人员训练所，大规模训练人才，约数年之久。又江苏江宁县亦进行地方自治，设立村治育才馆；浙江则设立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凡此皆是仿效湖南开办，不过有的从省来作，有的从县来作。从县来作的除江宁县外，广东广西福建亦办地方自治，定数县为全国模范县，有大批的款项，派好多贤达人等筹备办理。可到了今日，无论从县作的，从省作的，有获成功者，亦有失败者。失败地方之自治机关则统统取消，且只听见取消，没听见有人反对取消；取消之后亦无人可惜。综其原因，乃其所办的事情，只不过筹经费，定章程，立机关，振人员，人员虚掷经费即完了”
“璟等对此情况，多方考查，乃至自治失败之地，多为连年天灾**，民不聊生，而当地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于此而设立机关，空谈自治，是无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其筹备地方自治无法定组织，各自为政，多假托于地方官吏豪绅之手，支离破碎，名实俱无，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