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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节

高科技军阀-第1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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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惠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惠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条: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第三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第四条: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第五条: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第六条: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第八条: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条:国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第十条: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条: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第十三条: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第十四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第十五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第十六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算得上是一份改良主义的‘社惠主义宣言兴看完后赞许地说道,“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一体,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用心可谓良苦。”

“然而,很多人却以为,这样主张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梁启超说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义观。他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只要‘社惠主义改良”而坚决不要‘社惠主义革命’。”

“盖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蔡锷笑了笑,回答道。

蔡锷的回答可以说一针见血,他明白的点出了老师梁启超反对社惠主义革命的原因:因为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而这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任公的这个‘公定之趋向’十六条,可否给杨小说~就]来]瀚之看过?”黄兴问道。

“没有。”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落寞之意,“军阀总是军阀,纵然能够开明一时,将来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段芝泉。”

蔡锷和黄兴知道新国会选举的失败带给梁启超的刺激过大,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梁启超一直认为,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屡受挫折(譬如开明**,袁世凯对德宣战)。故此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荡平杨度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灭,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在袁世凯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梁启超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原来革命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革命党人的意志。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梁启超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无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个听从自己意志的国会出现,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设想一开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启超的进步党“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了所谓的“安福系”,将梁启超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了国会。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听了黄兴的话,梁启超不由得一愣。

“杨瀚之想要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在民间搞的实验。他还弄了一个‘教材’出来,任公想必没有看过吧?”黄兴笑了笑,说道,“一会儿任公随我走一趟吧,我给你搞一份看看。”

此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总部,一些年青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读着同一本书。

“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凡有识者,均认为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其实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开启民智,为诸君子贤达之共识。而开启民智之方法,则所见多有不同。主张‘开明**’者,认为可依靠一个开明的**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观点则认为,**政府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以吾观之,民智之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当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此民主操作之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辛亥所倡‘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如今共和再造,造就纯粹民国之重任,理所当然为全体国民之责,非一人一党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让民众知晓自己在‘中华民国’中享有何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去实践和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唯如此,民权才会发达;民权发达了,**自然就没有了复辟的空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操典》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当开会之时,会长起立,稍静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时间已到,请众就秩序而听前会记录之宣读。’乃坐。书记于是起而称‘主座”然后宣读记录,读毕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诸君听悉前会之记录矣,有觉何等错误或遗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无之,此记录当作认可。今当序开议之事,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觉记录之错误,当起而改正之,发言如下,曰:‘主座,我记得所决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书记以为所改正者合,而又无人反对,书记当照录之,而主座乃曰:‘此记录及修正案,当作认可成案。’倘有异议,或书记执持原案,任人皆可动议,曰‘照所拟议以修正记录”或删去或加入何字。此动议经讨论及表决,而案之修正与否,当从大多数之可决、否决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记录如议修正,作为成案。’”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啖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堂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二百一十七)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白杨’的这本书立意很好,但就是太啰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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