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1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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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担心陈将军的部队打不过江西兵吗？”吉田chūn子突然问道。
“不是打不过，是他们不肯好好的打。”领袖转身回到桌前坐了下来，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道，“他陈竞存一向主张南方五省联省自治，对北伐光复大业本就没有多少热情，稍微碰到些困难，就想着打退堂鼓了。”
吉田chūn子听了领袖的话，漂亮的大眼睛闪过一丝哀愁之sè。
“我不能就这样的让他们牵着鼻子走。”领袖的眼中闪过凌厉的杀意，“革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容不得任何犹豫和软弱。”
领袖的话音刚落，远处的炮声突然变得密集起来。
领袖再次来到窗前，凝望着远处升腾起来的浓烟，突然象是想起了什么，面sè不由得一变。
“果然是他娘的日本人在搞的鬼！”
站在“利川”号浅水炮舰上的陈恩焘看着眼前不断爆炸的武装货轮和从上面不断的跳入江中的日本船员，冷笑了一声。
“是啊！看这炸得和烟花似的，要没有军火都他娘的出鬼了！”站在陈恩焘身边的“利川”舰舰长张斌元指着漂浮在江面上大声用日语求救的日本水手说道，“日本人这一次可是抵赖不掉了。”
“派小艇下去，把落水的都救上来，回去咱们好和日本人打官司。”陈恩焘命令道。
张斌元答应了一声，向一位军官吩咐了几句。
而就在这时，远处的岸上闪过数道红光，伴随着声声炮响，空中传来炮弹“呜呜”的破空之声，紧接着在距离“利川”号不远处的的海面上，腾起了高高的水柱。
“他娘的！老子不打你们，是看在上头指示都是中国人尽量不手足相残上面，你们他娘的竟然还敢来惹老子！”张斌元朝岸上挥了挥拳头，大声骂道。
“他们这是看日本人给他们的军火没了，有些急眼了。”陈恩焘冷笑道，“只是就凭他们那打pào的准头儿，想要打咱们，简直是个笑话。”
对于海军江防舰队的指挥官陈恩焘来说，用手中的四艘新锐浅水重炮舰去对付由革命党人占据的虎mén炮台，根本就不在话下。
在马尾造船厂重新开工之后，一直依靠清末的破旧炮舰和商船维持着的海军江防舰队突然得到了通知，海军部为他们在马尾造船厂订造了四艘新式内河浅吃水重炮舰，并且已经开工。大喜过望的陈恩焘现巴巴的跑到马尾造船厂打听消息。此时船厂方面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一种重炮型内河炮舰的方案设计，这种浅水重炮舰可以满足缺船少舰的海军江防舰队的火力需求，甚至可以用来给陆军提供火力支援。而且这个设计方案在送jiāo海军部后，也得到了海军部的首肯，向江南造船厂和大沽造船厂发送了该方案的图纸，要求照此方案再建造4艘，用于加强天津方面的海上防御力量。
马尾造船厂的设计方案强调了火力、防护和居住xìng，这种重炮舰舰长61米，最宽12米，吃水1。2米，标准排水量子力学680吨，采用蒸汽往复机动力，燃煤锅炉，双轴双桨，最大航速为12节，航力10节时可达1500海里。
该级炮舰的武备包括舰首一座单装180毫米主炮，装甲炮塔壁厚76毫米，该炮系“人和枪炮厂”的180毫米重炮改装后的产物，此外还有两座单装105毫米炮，一座单装150毫米炮，20毫米机关炮两mén。舰上配备探照灯一部，3米测距仪一部。
在马尾造船厂工人的日夜赶工下，四艘新式炮舰很快入役江防舰队，分别被命名为“利川”、“利峦”、“利江”、“利平”，游弋于海江之中。
“nǎinǎi的龙济光，好好的炮台，一炮没放就全让给luàn党了，真他娘的丢人！”张斌元看着岸上不断开火的炮台，有些恼火地对陈恩焘说道，“要不要给他们来点儿厉害尝尝？”
陈恩焘看了看海面上仍然火光冲天的两艘日本式武装货轮，目光转向岸边的炮台，摇了摇头。
“算了，反正咱们的拦截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一次先放他们一马吧。”陈恩焘想起了加入到了革命党阵营中的老战友程璧光，神sè不由得有些黯然。
听了陈恩焘的话，张斌元也叹息了一声，下令通知各舰集合，退往海口。
此时，站在一座炮台里的程璧光，看着四艘炮舰竟然没有向岸上开炮，而是缓缓的调头驶向远处，眼角不由得渗出了泪花。
此时的程璧光，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感到了深深的后悔。
程璧光是广东香山县人，父亲程培芳是美国华侨，程璧光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程璧光15岁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毕业后历任南洋水师“超武”炮舰管带、“元凯”炮舰管带、福建水师学堂cào演教习、广东水师“广甲”巡洋舰帮带等职，积功擢都司，调升“广丙”舰管带。甲午大东沟海战中，程璧光指挥“广丙”舰发炮击伤日舰“西京丸”，在激战中程璧光腹部被弹片击中，血染征袍。甲午战争失败后，程璧光因被派遣递jiāo投降书给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被清廷解职，返回故乡，后来在其弟程奎光的劝导下，加入了反清秘密组织兴中会，反清起义失败后，程璧光逃亡新加坡，后经李鸿章极力推荐，请免程璧光的所有罪责，得以复职。程璧光回国后继供职于海军。后历任兵舰管带、船政司司长、巡洋舰队统领等职。1911年程璧光率“海圻”号巡洋舰远赴英国，参加英王加冕仪式。后因古巴和墨西哥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程璧光遂率舰访问古巴，当地华人热烈欢迎，而古巴总统慑于“海圻”舰军威，只得向程璧光表示：“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海圻”舰在古巴停泊，计划休整后访问墨西哥，墨西哥政fǔ不等“海圻”舰造访，便就排华事件向清政fǔ赔礼道歉，偿付受害中国侨民生命财产损失。中**舰这才取消了访问。程璧光在航行中进行了中国外jiāo史上一次成功的炮舰外jiāo。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海军纷纷加入到革命阵营当中，起义各舰代表共同推举他举为起义海军司令部总司令。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程璧光倾向革命，袁世凯对他很不放心，召程璧光来京，委任他担任海军高级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参议等职，加以笼络的监视。在得知袁世凯打算复辟帝制后，程璧光内心非常苦闷，曾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写下了“惟时事不佳，实足令人厌世，恨不得早死为快也……”的词句。
在中华帝国建立后，程璧光和段祺瑞一样，选择了称病辞职，袁世凯倒也没有太过为难他，而是放他回了广东老家。回家后的程璧光本打算从此不问世事，但在中华革命党于广东发动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之后，接到革命党领袖邀请的程璧光还是选择加入到了起义队伍中来。
但令程璧光始料未及的是，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反对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的起义，和他原来想象的却是大相径庭。
在广东革命军政fǔ成立不久，便开始了大举北伐，滇桂省的援军也陆开到了广东，支援革命军北伐，在将龙济光部逐出广州之后，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北洋军的大规模反扑，革命党人开始大举扩军，广州及附近一带地区一时间各路军队云集，计有由滇军、桂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粤军许崇浩部的“东路讨贼军”，还有各类经改编后冠以“中华救**”、“中央直辖军”（说白了就是土匪改编的），总计不下20万余人，这当中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民军”。这些军队借口饷械无着，将所在驻地的税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军作俑，他军效尤，于是广东全省的收入，为军队所截收殆尽，丝毫不归省库。特别是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的滇、桂军，截取当地税收，导致广东的财政税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各项主要税收均呈锐减之势。
而为了筹集北伐的军费，满足大兵压境的需要，广东革命军政fǔ采取“军事优先”的财政政策，大肆向民间搜刮。革命军政fǔ开始经常xìng的向广州市的商人和邻近各县紧急摊派军费。在北伐开始不久，广东革命军政fǔ便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之内分别筹集6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40万元和20万元。广东革命军政fǔ财政厅还下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不久，广东革命军政fǔ又下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两月后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至3000元到省城，以应“军事急需”。可能是觉得这样做还不解渴，为了征集更多的军费，革命军政fǔ还下令全省预征下一年的钱粮，随后又令省署管辖下的各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至2000元不等。不久广东省财政厅又下令在新会县一次xìng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
除了这些等于直接明抢的征税办法之外，广东革命军政fǔ还想出各种五花八mén的间接办法另辟财源，一是放开赌禁和烟禁。由于广东民间一向赌风甚炽，赌税收入因此成为政fǔ税收很重要一部分。滇桂联军入粤后，迅即划地为牢，开放赌禁，收取赌税。特别是滇军，占据赌博最盛行的广州、佛山一带坐收赌饷，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约100万元的“番摊赌税”。广东革命军政fǔ为了筹集军费，公开使其合法化，设立了专mén的“筹饷局”，其主要饷源就是“番摊赌税”。“筹饷局”的职能就是将分散的赌税集中管理。滇桂军入粤后，借口军费无着，公开买卖鸦片，并公然以烟土代饷，每两折价2元至3元不等。
除了开放赌禁烟禁，广东革命军政fǔ还采取了拍卖、举报官产、公产的办法增加收入。所谓官产、公产，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日渐淤积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属的聚居地等，后者指的是公共财产，如神庙、寺院及各县大族在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宗祠、书院、会馆等。
凡有告示的官产拍卖虽然都有拍卖底价，却很难见到最后公开的成jiāo价。因为，大量的官产拍卖未严格按原有程序办理，而是秘密成jiāo，有权势者乘机中饱私囊。
（一百五十二）“奇怪战争”中国版
（一百五十二）“奇怪战争”中国版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fǔ“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fǔ“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dàng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làngcháo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严重动dàng不安。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fǔ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fǔ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fǔ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fǔ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fǔ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
